刘长瑜:现代京剧要是把《红灯记》等样板戏拒之门外,还有什么?
更新时间:2025-09-04 07:53 浏览量:5
20 世纪 60 年代,《红灯记》在特殊的时代背景下应运而生。其故事蓝本《革命自有后来人》,就像一颗蕴含无限能量的种子,在戏曲界这片肥沃的土壤中生根发芽。1964 年,中国京剧院的艺术家们精心雕琢,将其搬上京剧舞台,自此,《红灯记》开启了它辉煌的征程。
在那个特殊年代,《红灯记》如同一股激昂的旋律,传遍了祖国的大江南北。街道、学校、军营、机关、工厂、村庄,处处都回荡着它的动人唱腔。从懵懂孩童到白发老人,无数人沉浸在它的艺术魅力之中,成为了那个时代独特的文化记忆。
时光流转,运动结束后,《红灯记》的魅力丝毫未减。1987 年 12 月 27 日,中国京剧院举办 “阿甲同志从事戏剧工作 50 周年” 演出活动,《红灯记》“痛说革命家史” 的片段一经上演,便引发了观众的强烈反响。1991 年,纪念徽班进京二百周年时,《红灯记》在北京完整演出,再次成为焦点。青年观众们不惜重金购票,争相观看,足见其在人们心中的地位。
2008 年,《红灯记》走进了中小学课堂,成为义务教育阶段音乐课程的一部分。小学二年级学生学唱 “穷人的孩子早当家”,三年级学生学唱 “都有一颗红亮的心”,让新一代的孩子们也能领略到这部经典剧目的独特魅力,传承戏曲文化的火种。
不仅在国内备受推崇,《红灯记》在海外也声名远扬。我国台湾地区的观众对其评价颇高,时任台北文化局局长的龙应台记录下了中国京剧院来台演出时的盛况,座无虚席的场面和观众们入戏的反应,都证明了《红灯记》的强大吸引力。在国际交流中,《红灯记》同样大放异彩。
20 世纪的中国,风云激荡,革命浪潮汹涌澎湃。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文艺成为了鼓舞人民、团结力量的重要武器。毛泽东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如同一座灯塔,为文艺创作指明了方向。“我们的文学艺术都是为人民大众的,首先是为工农兵的,为工农兵所创作,为工农兵所利用的。” 这一理念,深深扎根于文艺工作者的心中,成为了他们创作的根本遵循。
随着解放战争的胜利推进,解放区不断扩大,戏曲改革工作也逐步展开。1948 年 11 月 23 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有计划有步骤的进行旧剧改革工作》的社论,标志着戏曲改革的正式启动。新中国成立前夕,中华全国戏曲改进会筹备委员会成立,为戏曲改革提供了组织保障。随后,中华全国戏曲改进委员会、文化部戏曲改进局、中国戏曲研究院等机构相继成立,戏曲改革工作全面铺开。
1951 年 5 月 5 日,下发了《关于戏曲改革工作的指示》,明确提出了 “改戏、改人、改制” 的具体要求。“改戏”,就是要去除戏曲中的封建糟粕,保留和发扬优秀的传统文化;“改人”,则是帮助艺人提高思想觉悟和文化水平,使其更好地适应新时代的要求;“改制”,是对戏曲班社的管理制度进行改革,建立起更加合理、科学的运营机制。
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红灯记》的出现,无疑是时代的必然选择。它以抗日战争时期为背景,讲述了铁路扳道工、中国共产党地下党员李玉和与母亲李奶奶、女儿李铁梅,为了保住党的秘密并将用于党的机关和游击队联络的密电码安全传递出去,与日寇展开英勇斗争的故事。李玉和一家,虽然生活在社会底层,却有着坚定的革命信念和崇高的精神品质。他们不为利诱,不畏毒打,不惜生命,展现了工人阶级与中国共产党人为了民族的利益和人民的幸福不怕牺牲的精神。这种精神,正是当时社会所需要的,也是广大工农兵所敬仰的。
李玉和,这位铁路扳道工,同时也是中国共产党的地下党员,他的形象犹如一座坚毅的钢铁长城。在日寇的白色恐怖下,他肩负着传递密电码的重任,毫不畏惧敌人的威胁和利诱。他的每一个眼神都透露出坚定和果敢,仿佛在告诉敌人:“你们永远无法战胜我!” 在与鸠山的斗智斗勇中,李玉和始终坚守着自己的信仰,用智慧和勇气化解了一个又一个危机。他那句 “我是个穷工人,哪来的钱?” 如同一把锋利的匕首,刺向敌人的心脏,展现出他不为金钱所动的高尚品质。
李奶奶,一位饱经沧桑的老人,她的身上承载着革命的火种和家族的希望。她虽然年事已高,但却有着一颗炽热的革命之心。在李玉和被捕后,她勇敢地站出来,向铁梅讲述了家族的革命历史,激励铁梅继承父志,为革命事业贡献力量。她的话语如同一盏明灯,照亮了铁梅前行的道路,也让观众深刻感受到了革命精神的传承和延续。在面对敌人的审讯时,李奶奶毫不畏惧,她用坚定的语气和犀利的言辞,揭露了敌人的罪行,展现出了一位革命者的英勇无畏。
李铁梅,这个年轻的女孩,在革命的熏陶下,迅速成长为一名坚强的战士。她起初或许只是一个懵懂的少女,但在经历了家庭的变故和革命的洗礼后,她逐渐明白了自己的责任和使命。她接过了父亲和奶奶手中的红灯,坚定地踏上了革命的道路。她的那句 “打不尽豺狼决不下战场”,喊出了无数革命者的心声,也展现出了她坚定的革命意志和顽强的斗争精神。在送密电码的过程中,李铁梅遭遇了重重困难和危险,但她始终没有放弃,凭借着自己的机智和勇敢,成功地完成了任务。
与当时及现在部分戏剧中其他阶层人物形象相比,李玉和一家三代的形象显得尤为真实和动人。在一些戏剧中,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的形象往往被过度美化,他们的生活远离普通人的现实,让人难以产生共鸣。而李玉和一家三代,他们就是生活在我们身边的普通人,有着普通人的喜怒哀乐,也有着普通人的梦想和追求。他们的伟大之处在于,在国家和民族面临危难的时刻,他们能够挺身而出,舍小家为大家,用自己的生命捍卫了国家和民族的尊严。
京剧,作为中国的国粹,承载着数百年的历史与文化底蕴,以其独特的唱腔、程式化的表演和精美的服饰,成为中华民族文化的瑰宝。然而,随着时代的变迁,传统京剧在表现现代生活和情感时,逐渐显露出一些局限性。《红灯记》的出现,犹如一场及时雨,为京剧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它在保留京剧传统韵味的基础上,大胆地进行创新,将传统与现代元素完美融合,创造出了一种全新的艺术风格。
在表演风格上,《红灯记》的演员们在保持传统京剧唱腔的基础上,融入了现代戏剧的表现技巧。他们更加注重人物内心世界的刻画,通过细腻的表情、动作和眼神,使人物形象更加真实、立体,富有感染力。比如在 “痛说革命家史” 这一场景中,李奶奶在讲述革命往事时,演员不仅运用了京剧传统的念白和唱腔,还加入了适当的肢体语言和面部表情,将李奶奶的悲愤、坚定和对革命的忠诚表现得淋漓尽致,让观众仿佛身临其境,深刻感受到了那个时代的艰辛与不易。
舞台设计方面,《红灯记》采用了现代舞台技术和灯光效果,增强了视觉冲击力。传统京剧的舞台布景较为简单,往往通过演员的虚拟动作来表现场景。而《红灯记》则根据剧情的需要,运用了逼真的道具和实景化的布景,营造出了更加真实的环境氛围。在表现火车行驶的场景时,舞台上运用了烟雾效果和灯光的闪烁,配合演员的表演,让观众仿佛看到了一列飞驰的火车,增强了戏剧的真实感。灯光的运用也更加灵活多样,通过不同的灯光色彩和亮度变化,来烘托气氛、突出人物情感。在李玉和与鸠山对峙的场景中,强烈的逆光照射在李玉和身上,凸显出他的高大形象和坚定信念,而昏暗的灯光则衬托出鸠山的阴险狡诈。
音乐是京剧的灵魂,《红灯记》在音乐上的创新更是可圈可点。它在保留西皮、二黄等传统京剧板式的基础上,加入了现代音乐元素,使音乐更具时代感,能够更好地激发观众的共鸣。为了表现革命的激情和力量,加入了激昂的交响乐元素,增强了音乐的气势。同时,还对传统的京剧唱腔进行了改编和创新,使其更加符合现代观众的审美需求。“都有一颗红亮的心” 这段唱段,旋律简洁明快,朗朗上口,既保留了京剧的韵味,又具有现代音乐的节奏感,成为了广为传唱的经典唱段。
叙事方式上,《红灯记》也进行了现代化的改进。它通过紧凑的剧情和丰富的细节,增强了戏剧的张力,让观众更容易理解和接受。传统京剧的叙事方式较为缓慢,注重唱词和表演的韵味,对于现代观众来说,可能会觉得节奏拖沓。而《红灯记》则加快了叙事节奏,突出了主要矛盾和冲突,使剧情更加跌宕起伏。在剧情的设置上,增加了许多细节描写,丰富了人物形象和故事情节。比如对李玉和家庭生活的描写,展现了他作为普通人的一面,使观众更容易产生情感共鸣。
刘长瑜曾在采访中回忆《红灯记》的创作过程:“一句唱腔、一个动作、一个眼神,都要经过几十次、上百次的打磨。” 这种对艺术细节的极致追求,正是 “样板” 二字的核心支撑。
从唱腔设计来看,《红灯记》融合了京剧传统板式与时代情感需求,比如李铁梅 “都有一颗红亮的心” 选段,既保留了京剧旦角的婉转音色,又通过节奏加快、咬字铿锵的处理,传递出少女的坚定与朝气,成为流传至今的经典唱段。而动作设计上,无论是李玉和赴宴时的从容挺拔,还是李铁梅接密电码时的紧张与郑重,都经过戏曲名家与导演的反复推敲,既符合京剧的程式美,又精准贴合人物情绪,让 “程式化” 与 “生活化” 达成了巧妙平衡。
这种对艺术品质的严苛要求,让《红灯记》在唱腔、表演、舞台呈现上形成了可借鉴、可传承的 “样板” 范式,绝非 “浪得虚名”。从时代背景来看,《红灯记》等样板戏在特定历史时期,承担了 “普及京剧艺术” 与 “传递集体记忆” 的双重使命。在当时,京剧作为传统艺术,面临着受众断层的问题,而《红灯记》以贴近时代的故事为载体,让普通观众尤其是年轻人,通过 “看故事” 爱上京剧的唱腔与表演,间接推动了传统戏曲的传播。
刘长瑜曾提到,当年有很多观众因为《红灯记》开始学唱京剧,甚至走上戏曲表演之路,这种 “以新故事激活老艺术” 的尝试,为传统戏曲的现代化转型提供了一种思路。同时,《红灯记》所讲述的革命故事,也成为一代人的集体记忆,剧中的人物、唱段、台词,至今仍是许多人心中的 “时代印记”,这种对集体记忆的承载,也让它的 “样板” 价值有了更深厚的土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