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元寿：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审美！样板戏对京剧不是背叛，是革新！

更新时间：2025-08-28 21:23  浏览量：1

故事的开篇，要从谭志道说起。谭志道是谭家京剧事业的奠基人，他素喜汉调，后来下海正式演唱汉调，工老生和老旦。1853 年，因战乱，谭志道携家人把汉调老旦表演艺术从湖北带到北京，为京剧老旦行当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他的嗓音尖而丽，很像当地一种唤作 “叫天子” 鸟儿的鸣声，因此人称 “谭叫天”，为谭派的创立埋下了最初的种子。

谭志道的独子谭鑫培，更是京剧史上开宗立派的一代宗师，他将谭派艺术推向了前所未有的高度。谭鑫培早年演武生戏，后改唱武老生，他博采众长，对老生唱腔进行了大胆的磨洗和改造，把早期京剧高亢的直腔直调变得婉转多姿，完成了京剧从草创到成熟的过渡，真正走上了艺术化的道路。他文武不挡，腹笥极宽，是老生艺术的集大成者，还为京剧舞台语音的湖广音规范奠定基础，拍摄了我国第一部戏曲电影《定军山》。彼时，京城处处传唱 “家国兴亡谁管得，满城争说叫天儿”，足见其声望之隆，他也当之无愧地被尊称为 “伶界大王”。

时光流转，谭派艺术传到了第三代谭小培手中。谭小培自幼被父亲送进小荣椿班学老生，后又进入小洪奎社，他的老生戏秉承正宗谭派风格，表演丝丝入扣。他不仅与 “四大名旦” 中的尚小云、程砚秋等合作多年，1919 年，还与杨小楼、尚小云赴上海演出，邀请荀慧生担任刀马旦，“三小一白” 轰动大江南北。虽在个人成就上，谭小培或许不及父亲谭鑫培和儿子谭富英那般耀眼，但他教子有方，全力培养谭富英，为谭派艺术的传承立下了汗马功劳。

谭富英作为谭派艺术的中兴之主，新谭派的创始人，在京剧舞台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他早在 20 世纪 30 年代初就已成名，是与马连良、杨宝森、奚啸伯齐名的 “四大须生” 之一，且舞台生涯最长。他的嗓音高亮甜脆，酣畅淋漓，扮相英武，表演洒脱，将谭派艺术发扬光大。他在上海天蟾舞台与雪艳琴合作演出并拍成电影《四郎探母》，这是我国第一部有完整情节的京剧电影艺术片，影响深远。

谭元寿，谭富英的长子，是当代京剧生行的领军人物，因扮演现代京剧《沙家浜》中的郭建光而家喻户晓 。他 10 岁进入富连成科班学艺，经历了艰苦的 “七年大狱”，但也正是这段经历，为他打下了坚实的艺术基础。他的表演风格古朴苍劲，韵味醇厚，在继承谭派传统的基础上，不断创新，将谭派艺术带入了新的时代。

谭孝曾，谭元寿之子，现为北京京剧院当家老生，他继承了谭派艺术的精髓，演遍京、津、沪、汉、鲁、台、港和日本、加拿大、美国等国家和地区，2005 年在美国获得 “亚洲杰出艺术家奖” 和 “中美文化贡献奖” ，他的演出，既保留了谭派的韵味，又融入了自己对京剧的理解和感悟，深受观众喜爱。

谭正岩，谭孝曾之子，作为谭派的第七代传人，肩负着谭派艺术未来发展的重任。他毕业于中国戏曲学院，是优秀的京剧演员，在 2005 年全国京剧演员大赛中夺得两项金奖。他年轻有为，技艺精湛，在传承谭派艺术的道路上不断探索前行，为谭派艺术注入了新的活力。

从谭志道到谭正岩，谭家七代人在京剧的舞台上起起落落，经历了无数的荣耀与挑战。他们的故事，见证了京剧的兴衰变迁，也见证了时代的风云变幻。

回想1938 年，北平城的秋意正浓，年仅 10 岁的谭元寿，在父亲谭富英的带领下，踏入了鲜鱼口胡同的富连成科班 。这座青砖灰瓦的院落，看似普通，却承载着无数京剧人的梦想与血泪，它是培育京剧人才的摇篮，也是让孩子们望而生畏的 “大狱”。

走进富连成的第一天，谭元寿就真切地感受到了这里的森严与残酷。前院传来的噼啪竹板声，以及大师兄们的模样，让孩子们瞬间噤若寒蝉 。那一刻，谭元寿明白了，在这接下来的七年时光里，他的一切都将属于富连成。

进富连成，首先要过的就是签订生死文书这一关。这份文书，犹如一道沉重的枷锁，将谭元寿与富连成紧紧绑在了一起。文书上写着：“今将谭元寿，年十岁，志愿投于富连成为徒，习学梨园生计。言明七年为满，凡于限期内所得银钱，俱归社中收入。无故禁止回家。倘有天灾病疾，各由天命。如遇私逃等情，由自家寻找。空 口无凭，立字为证。” 看着父亲颤抖着手签下自己的名字，谭元寿心中涌起一股莫名的恐惧与不安，他知道，从这一刻起，自己的命运将在这里被改写。

在富连成的日子，每天都是从黎明前的黑暗中开始的。天还未亮，孩子们就得从睡梦中惊醒，在师傅的督促下开始踢腿、下腰、拿大顶 。稍有懈怠，藤条、枣木棍就会毫不留情地抽打在身上。谭元寿记得，有一次晨功时，他因为偷懒，被师傅罚倒立在墙根，血往脑门冲得眼睛发胀，稍一晃悠，教习的枣木棍就重重地敲在了他的脚踝骨上，那钻心的疼痛，至今仍让他记忆犹新。

学戏的过程，更是充满了艰辛与痛苦。富连成的教学方式独特而严厉，“打戏” 是常态，老师信奉 “不打不成才” 的理念，认为只有通过打骂，才能让学生记住戏中的每一个细节，才能练就扎实的基本功。谭元寿学《赤壁鏖兵》时，鲁肃的一句唱词 “收蔡中、蔡和呢”，成为了他难以跨越的一道坎。“蔡和” 的 “和” 上口后发音类似 “活”，可对于一个十岁的孩子来说，舌头总是不听使唤，怎么也唱不对 。

第一次，他紧张得唱成了 “蔡虎”，老师的脸瞬间阴沉下来，冷冷地问：“你唱的是什么？” 谭元寿心里害怕极了，但还是硬着头皮回答：“蔡虎……”“哪儿来的老虎啊？” 老师勃然大怒，二话不说，直接动手。只见老师气定神闲地走到院子当间儿的大水缸旁，抽出一条两寸宽一尺长的竹坯儿，熟练地用粗布拭去水珠，然后朝着谭元寿走来 。谭元寿战战兢兢地趴到长条凳上，腿早已吓得发软。竹坯儿带着风声呼啸而下，一下又一下，谭元寿的屁股上已经起了一层水泡。

除了 “单打”，富连成还有一种让人胆寒的惩罚方式 ——“打通堂”。只要有一个学生淘气、犯错，在场的所有学生都要跟着挨打。有一次，一个师兄偷啃了供在祖师爷像前的苹果，全班三十多个孩子都被罚跪在青石板上 。叶师傅的藤鞭在空中挥舞，发出尖锐的呼啸声，每抽打一下，就伴随着一声痛苦的闷哼。谭元寿数着前头师兄弟的闷哼声，心里紧张得像揣了一只小兔子，当藤鞭抽到他身上时，他只觉得屁股一阵剧痛，泪水忍不住夺眶而出 。

在富连成的七年里，谭元寿师从雷喜福、王喜秀、张连福、刘盛通、宋继亭学老生，师从王连平、沈富贵、茹富兰、钱富川学武生 。他如饥似渴地学习着京剧的每一项技艺，从唱念做打到手眼身法步，每一个细节都不放过。虽然每天都要承受着身体和精神上的双重考验，但谭元寿从未有过一丝退缩的念头 。他知道，只有在这里经受住考验，才能真正成为一名优秀的京剧演员，才能继承和发扬谭派艺术。

七年的时光，说长不长，说短不短，但对于谭元寿来说，却是一段刻骨铭心的记忆。这七年里，他经历了无数的痛苦与磨难，也收获了扎实的基本功和丰富的舞台经验 。1945 年，17 岁的谭元寿结束了在富连成的学习生涯，正式踏入了京剧江湖 。

在旧社会，京剧艺人被视为 “下九流”，地位卑微，饱受歧视与欺凌。他们被称为 “戏子”，生活在社会的底层，尊严得不到保障，生命也时常受到威胁 。然而，新中国的成立，让他们迎来了新生。他们不再是被人看不起的戏子，而是成为了人民的艺术家，受到了全社会的尊重和爱戴 。这种身份的转变，让谭元寿和他的同行们倍感自豪，也让他们对未来充满了希望。

谭元寿永远记得，1949 年 7 月 2 日，在北京召开的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上，毛主席对他们说的那番话：“你们都是人民所需要的人，你们是人民的文学家，人民的艺术家，或者是人民的文学艺术工作的组织者。人民需要你们，欢迎你们。” 那一刻，谭元寿的心中涌起一股暖流，他深知，从这一刻起，京剧艺人的命运与国家的命运紧紧地联系在了一起 。

新中国成立后，党和国家给予了京剧艺人前所未有的关怀和支持。谭家几代人都深切感受到了这份温暖。1950 年，谭元寿的曾祖父谭小培陪同毛主席观看祖父谭富英演出，两人一边看戏一边亲切交谈，互递香烟 。这一场景，让谭家上下深受感动，也让他们更加坚定了跟党走的决心。谭小培后来被中国戏曲学院聘为十大教授之一，为新中国培养了第一批京剧人才 。

1962 年，13 岁的谭孝曾有幸跟着祖父谭富英、父亲谭元寿，三代人一同进中南海，为毛主席演出 。毛主席看到谭孝曾后，亲切地称他为 “小小谭”，称谭元寿为 “小谭”，称谭富英为 “富英同志” 。演出结束后，毛主席不仅鼓掌，还把谭孝曾叫到跟前，询问他学艺的情况，鼓励他要好好学习，继承谭派艺术 。这份特殊的关怀，如春风化雨，滋润着谭家几代人的心田，也让他们对党充满了感恩与敬意。

除了人格上的尊重，党和国家还在生活上给予了京剧艺人诸多照顾。在经济上，京剧演员的待遇得到了显著提高，他们有了稳定的收入，生活条件得到了极大的改善 。以 1957 年北京京剧团为例，马连良、谭富英等名角的工资达到了很高的水平，谭元寿当时作为二等演员，也有 198 元的工资，这在当时足以维持一家人的生活 。在社会地位上，京剧艺人不再被人歧视，他们成为了社会的重要一员，积极参与到国家的文化建设中来 。

谭元寿的艺术生涯，是一场对京剧艺术不懈追求和探索的壮丽征程。他自幼在京剧的熏陶下成长，5 岁就随父亲谭富英、程砚秋演出《汾河湾》，开启了他的京剧之旅 。10 岁进入富连成科班，在那里，他经历了艰苦的训练，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他师从雷喜福、王喜秀等学老生，师从王连平、沈富贵等学武生，广泛涉猎，博采众长 。出科后，他与众多名家合作，不断积累舞台经验，逐渐崭露头角。1949 年，他自行挑班，开始在京剧舞台上独当一面 。1954年加入北京京剧团后，他更是得到了马连良、谭富英等前辈的悉心指导，艺术上日臻成熟 。

在传统剧目方面，谭元寿堪称一绝。他对谭门本派的经典剧目，如《定军山》《南阳关》《战太平》《失街亭・空城计・斩马谡》《问樵闹府・打棍出箱》《桑园寄子》等，都有着深刻的理解和精湛的演绎 。在《定军山》中，他饰演的黄忠，那稳健的台步、威武的扮相，一亮相便赢得满堂彩。他的唱腔高亢激昂，韵味醇厚，尤其是那段脍炙人口的 “这一封书信来得巧”，快板节奏明快，字字清晰，宛如珠落玉盘，将黄忠的英雄气概和壮志豪情展现得淋漓尽致 。《战太平》里，他饰演的花云，面对敌军的围困，毫不畏惧，通过精彩的身段和唱腔，将花云的忠勇双全刻画得入木三分 。他的表演，既有谭派的阳刚之气，又融入了自己独特的风格，让人过目难忘 。

谭元寿在现代京剧领域，同样取得了卓越的成就。1964 年，现代京剧《沙家浜》横空出世，谭元寿在剧中饰演新四军指导员郭建光，这一角色让他声名远扬，成为了家喻户晓的明星 。他在《沙家浜》中的表演，堪称经典。在 “坚持” 一场中，他的唱段 “要学那泰山顶上一青松”，唱得挺拔高昂、波翻浪迭，充分展现了郭建光坚定的革命意志和必胜的信念 。他的唱腔，既保留了传统京剧的韵味，又融入了现代音乐的元素，使观众听起来既熟悉又新鲜 。

在他的身上，谦逊慈祥是最动人的标签。尽管他在京剧界拥有崇高的地位和卓越的成就，但他始终保持着一颗谦逊的心。面对他人的赞誉，他总是淡然处之，从不居功自傲。有一次，一位青年演员满怀敬仰地问他：“您是多大成名的？” 谭元寿先生微笑着回答说：“我到现在也没成名。” 这看似简单的回答，却蕴含着他对艺术的敬畏和对自身的清醒认知 。

宽仁超脱是谭元寿先生精神品质的又一重要体现。回首在富连成科班那段充满艰辛与痛苦的学艺经历，那些被打骂、被惩罚的日子，换做他人，或许心中会充满怨恨 。然而，谭元寿先生却以一颗宽容的心去看待这一切。他说：“那会儿恨老师恨得不得了，可现在还得感谢他。我 80 岁了还在舞台上唱戏，要念他的好处。” 他明白，正是那些严苛的训练和痛苦的经历，才铸就了他扎实的基本功和精湛的技艺 。他的超脱，使他能够放下过去的恩怨，以更加平和的心态去面对生活和艺术 。

谭元寿曾直言：“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审美！样板戏对京剧不是背叛，是革新！”传统京剧以 “唱念做打” 的程式化表演为核心，多演绎历史故事与神话传说，人物塑造常遵循固定范式。而样板戏作为现代题材作品，首次将革命历史与现实生活纳入京剧表现范畴，倒逼表演体系进行突破性革新。

以谭元寿先生主演的《沙家浜》为例，他塑造的郭建光一角，既保留了京剧武生的挺拔身段与嘹亮唱腔，又摒弃了传统武将的翎子、靠旗等装饰，转而以干练的军装造型与生活化的肢体语言，展现革命军人的刚毅与质朴。这种 “程式为内容服务” 的创作思路，打破了 “京剧只能演古人” 的固有认知，让程式化表演与现代人物的情感表达形成有机融合 —— 如《红灯记》中李玉和 “提灯巡道” 的身段设计，既延续了京剧老生的台步韵律，又通过细微的手势与眼神，传递出地下工作者的警惕与坚定，实现了传统程式的现代转化。

在舞台呈现上，样板戏首次运用灯光、布景、投影等现代舞台技术，替代了传统京剧 “一桌二椅” 的写意式布景 ——《海港》中码头吊车的动态布景、《龙江颂》里堤坝抗洪的场景设计，虽弱化了传统京剧的 “写意美”，却以更直观的视觉效果增强了故事的真实感与感染力，让习惯了现代艺术形式的观众更易产生共鸣。这种多元艺术元素的融入，并非对京剧本质的背离，而是在保留 “唱念做打” 核心特质的基础上，为其注入了更丰富的表现力。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审美”，本质上是艺术与受众的适配性命题。传统京剧在发展过程中，曾长期局限于文人阶层与宫廷观赏，普通民众对其程式化表演与历史典故的理解存在门槛。而样板戏通过贴近大众生活的故事题材、通俗易懂的唱词设计（如《都有一颗红亮的心》中 “我家的表叔数不清” 的直白表达），以及广泛的基层巡演与影视传播，让京剧艺术首次大规模下沉至工农兵群体。许多此前从未接触过京剧的民众，通过样板戏记住了经典唱段，了解了京剧的基本唱腔，甚至产生了对传统京剧的兴趣。这种 “审美普及” 的价值，不仅拓展了京剧的受众边界，更让这门古老艺术在新的时代语境中获得了民间土壤的滋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