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甲：样板戏《红灯记》就是京剧！混淆是非，无非是想污名化艺术

更新时间：2025-07-16 06:51  浏览量：1

在京剧现代戏《红灯记》的创作过程中，艺术家们面临着一个根本性的难题：如何让这门古老的艺术形式真实地表现现代生活。上世纪六十年代，当这部反映抗日斗争的革命题材作品搬上京剧舞台时，创作者们不得不对传统京剧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这种改革不是简单的取舍，而是在深刻理解京剧艺术本质的基础上，对表现形式进行的创造性转化。

传统京剧的程式化表演在这部现代戏中遭遇了前所未有的挑战。舞台上，演员们不再用虚拟动作表现开门关门，不再用程式化的身段展现骑马坐轿。那些在传统剧目中必不可少的自报家门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更接近生活真实的对白。舞台调度打破了"出将入相"的旧规，布景设计也不再是"一桌二椅"的简约风格。这些改变看似是对传统的背离，实则是为了让艺术形式更好地服务于内容表达。当李玉和、李奶奶和铁梅这三个革命者的形象需要真实可信地呈现在观众面前时，那些用来表现古代将相、才子佳人的表演手法自然就显得格格不入了。

音乐唱腔的改革尤为关键。京剧之所以为京剧，其灵魂就在于独特的声腔体系。《红灯记》的创作者们深谙此理，他们在保留京剧音乐基本特征的同时，进行了大胆的创新。全剧以西皮调式为主基调，但在表现家史回忆和刑场诀别这两场重头戏时，转而采用更为深沉悲怆的二黄调式。这种音乐情绪的转换，恰如其分地烘托了剧情发展。

反面人物鸠山的唱段则采用了拨子腔，通过音乐形象的对比强化了正邪对立。在具体唱腔设计上，创作者们既遵循传统板式，又根据人物性格和剧情需要作了许多突破。李玉和的唱腔刚劲有力，李奶奶的唱段沉稳厚重，铁梅的唱腔则充满青春朝气，这些音乐形象的成功塑造，使观众在感受京剧韵味的同时，也能体会到鲜明的人物个性。

表演方法的革新同样值得关注。传统京剧讲究"四功五法"，演员往往更注重技巧的展示。《红灯记》的表演则强调从人物内心出发，要求演员深入理解角色。当李玉和在狱中高唱"共产党员时刻听从党召唤"时，演员不仅要唱出西皮原板的气势，更要表现出革命者的坚定信念。李奶奶讲述革命家史的大段念白，既保留了京剧韵白的节奏感，又融入了生活化的语言表达。这种表演上的革新，使京剧艺术在保持其审美特质的同时，获得了表现现代生活的新的可能性。

京剧《红灯记》在表演艺术上的突破与创新，最鲜明地体现在对传统程式化表演的改造运用上。虽然剧中取消了传统京剧的亮相动作，但李玉和手提红灯出场时的稳健步伐，铁梅初次亮相时的青春朝气，鸠山登场时的阴鸷神态，都在不经意间完成了现代戏剧意义上的"亮相"。这些人物出场时的神态举止，既符合生活真实，又暗含京剧表演的韵味，让观众在自然流畅的表演中感受到人物的性格特征。

剧中人物对话的处理尤为精妙。李玉和与王巡长接头时的暗语对答，表面平静却暗藏机锋；李玉和被捕时与敌人的周旋，言语间既有革命者的坚定，又带着地下工作者的机敏；特别是刑场诀别那场戏，三人的对话字字千钧，句句含情。这些对白虽然摒弃了传统京剧的韵白形式，却保留了京剧语言特有的节奏感和韵律美。当李玉和饮下母亲饯行酒，一字一顿地说出"谢、谢、妈"三个字时，那种饱含革命深情的语言节奏，既震撼人心，又自然贴切。

节奏处理是《红灯记》表演艺术的一大亮点。李玉和被捕时，老奶奶为他饯行的那碗酒，从递酒、接酒到饮酒，每个动作都蕴含着强烈的内心节奏。老奶奶讲述革命家史的大段独白，语言节奏由缓到急，由平静到激昂，将革命者的家国情怀表现得淋漓尽致。刑场就义那场戏，三人最后的对话与动作，在导演精心设计的节奏中层层推进，把革命者的英雄气概和骨肉亲情完美融合。这些节奏处理既继承了京剧表演的精华，又根据现代戏的需要进行了创新。

反面人物鸠山的表演则采用了更为夸张的手法。这个日本军官说话时拿腔拿调，动作幅度大而做作，这种夸张的表演恰恰揭示了他内心的空虚与伪善。传统京剧中的丑角表演手法在这里得到了巧妙的化用，既保持了京剧的表演特色，又符合现代观众的审美需求。

舞台调度的革新同样体现了传统与现代的融合。车站、粥棚、刑场等外景场次，表演区保持空旷，这既延续了传统京剧舞台的写意风格，又为现代戏剧的表演提供了充足空间。李玉和家和鸠山家的室内场景，采用"一桌二椅"的简约布置，既保留了传统京剧舞台的美学特征，又适应了现代戏的表演需要。鸠山办公室的布景虽然复杂些，但仍然是传统舞台美学在现代戏剧中的变通运用。

有些专家说《红灯记》脱离了京剧的根本，变得似是而非，阿甲对此颇为不满，他说样板戏《红灯记》就是京剧！混淆是非，无非是想污名化艺术！

《红灯记》的艺术魅力在于它成功地将革命现实主义与革命浪漫主义这两种创作方法融为一体。剧中三代人的形象塑造既有普通劳动者的朴实特质，又闪耀着革命英雄的理想光辉。李玉和作为铁路工人，既有工人阶级的朴实坚韧，又具备地下工作者的机智勇敢；李奶奶既是寻常百姓家的老母亲，又是革命精神的传承者；铁梅从天真少女成长为革命战士的过程，既符合生活逻辑，又体现了革命事业后继有人的美好愿景。

创作者在处理细节时格外注重真实感。李玉和家的陈设、铁路工人的装束、日寇统治下的社会环境，都经过精心设计，力求还原历史真实。但这些真实细节的呈现并非自然主义的照搬，而是经过艺术提炼，既不失真，又不琐碎。鸠山这个反面人物的塑造也是如此，既有历史原型的基础，又经过艺术夸张，使其成为日寇侵略者的典型代表。

在表现革命斗争时，剧作既展现了地下工作的艰险残酷，又通过"红灯"这一象征物，预示着革命火种永不熄灭的光明前景。刑场诀别那场戏尤为典型：面对死亡，三代人表现出的不是恐惧绝望，而是对革命必胜的坚定信念。这种处理既符合革命者的精神境界，又赋予剧情崇高的理想色彩。

音乐唱腔的设计同样体现了两种创作方法的结合。李玉和的唱腔既有现实生活中的语言节奏，又通过京剧特有的声腔艺术进行升华；铁梅的唱段既保留少女的天真韵味，又逐渐融入革命者的豪迈气概。这种艺术处理使人物既真实可信，又具有鼓舞人心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