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近芳：演样板戏虽然像戴着镣铐跳舞，但我总想给京剧留点种子！

更新时间：2025-07-12 16:42  浏览量：1

有人做过这样的统计，杜近芳在建国后成长起来的演员中，至少有三个数字遥遥领先：一是排演新剧目最多；二是创造的角色数量最多；三是所访问演出过的国家最多。这三个之最的形成，不仅因为她个人具有得天独厚的艺术才能，当然这一点必不可少，更因为她赶上了一个黄金时代，得到了一群著名导演、演员如阿甲、郑亦秋、李少春、叶盛兰、袁世海的帮助和提携，尤其受到党的阳光雨露的哺育和培养。

对此，杜近芳毫不掩饰她的自豪与骄傲，她曾对我说："我是一个孤儿，对于一个孩子来说，还有什么比孤儿更不幸的呢？后来，我当了童工，再往后，当上了学员，有幸从王瑶卿、梅兰芳两位艺术大师那里得到了良好的师传，我从他们那里得到了胜似亲人般的关怀和教诲，对我的人生道路，他们指点迷津，把我送到光明的彼岸。使我从一个小演员成了一个著名演员。"

杜近芳的童年充满艰辛。1929年出生于北京的她，幼年失去双亲，被送进孤儿院。在那个动荡的年代，孤儿院的生活清苦而艰难，但正是这段经历磨练了她坚韧的性格。十岁那年，她被送到工厂当童工，每天重复着繁重的劳动。命运的转机出现在1942年，十三岁的杜近芳考入北平戏曲专科学校，开始了她的艺术生涯。

在戏校，她遇到了改变她一生的恩师王瑶卿。王瑶卿慧眼识珠，看出这个瘦小的女孩眼中闪烁的艺术天赋，亲自为她开蒙说戏。杜近芳学戏格外刻苦，常常天不亮就起来练功，夜深人静时还在背戏词。1945年，十六岁的杜近芳正式拜梅兰芳为师，成为梅派艺术的重要传人。梅兰芳对这个勤奋好学的弟子倾囊相授，不仅教她唱念做打，更教导她如何做人。

新中国成立后，杜近芳迎来了艺术生涯的黄金时期。1951年，她主演的《白蛇传》轰动京城，白素贞一角让她声名鹊起。此后几年间，她接连创演了《柳荫记》《玉簪记》《西厢记》《佘赛花》《谢瑶环》《桃花扇》《白毛女》《柯山红日》等经典剧目，塑造的白素贞、祝英台、陈妙常、红娘、谢瑶环、李香君、喜儿、黄英等艺术形象深入人心。她的表演既有梅派的雍容华贵，又融入了王派的刚劲有力，形成了独特的艺术风格。在《白蛇传》中，她将白素贞的柔情与刚烈表现得淋漓尽致；在《谢瑶环》里，她塑造的女官形象既有巾帼不让须眉的英气，又不失女性的柔美。

有位学者曾这样概括评价五、六十年代北京京剧的状况：北京京剧院的马（连良）、谭（富英）、张（君秋）、裘（盛戎）与中国京剧院的李（少春）、袁（世海）、叶（盛兰）、杜（近芳）交相辉映，他们的艺术成就代表了那个时代京剧表演艺术的最高成就。在这熠熠生辉的八颗明星中年纪最轻的杜近芳，当时不过二十出头，却能与这些前辈大师比肩而立，足见其艺术造诣之深厚。她的表演既有梅派的端庄典雅，又融入了王派的刚健清新，形成了独树一帜的艺术风格。

在武汉的京汉同台演出中，杜近芳与汉剧大师陈伯华的联袂演出堪称梨园佳话。两位艺术家虽分属不同剧种，却在舞台上相得益彰。陈伯华以汉剧特有的婉转唱腔演绎《贵妃醉酒》，杜近芳则以京剧的程式化表演呈现《宇宙锋》，让观众领略到中国传统戏曲的博大精深。

上海的南北名家汇演更是盛况空前。杜近芳与沪上名角周信芳同台，两位艺术家的表演风格迥异却同样精彩。周信芳的麒派表演豪放洒脱，杜近芳的梅派艺术含蓄内敛，在《四郎探母》中对戏时，一个如长江奔涌，一个似清泉流淌，让上海观众大饱眼福。演出期间，杜近芳还特意向沪剧名家丁是娥请教，虚心学习地方戏曲的表演特色，这种博采众长的精神令人敬佩。

上海电影制片厂确实拍过《白蛇传》，但与中国京剧院的版本大不相同。上影的版本带着浓郁的海派风情，讲究写实布景和电影化叙事；而杜近芳主演的梅派《白蛇传》，则是原汁原味的京剧舞台艺术。这种差异就像黄浦江与护城河，同是流水，韵味迥异。

梅兰芳先生教戏时最重"神韵"二字。有年寒冬，杜近芳在梅宅学《游湖》一折，梅先生让她对着结冰的鱼缸练眼神。"白蛇初见许仙时，眼里要含着西湖春水。"梅先生说着，突然敲碎冰面，"看这水纹的波动，就是眼波该有的韵律。"这种教法，让杜近芳记了一辈子。她后来塑造的白素贞，既有蛇仙的灵动，又具人间的温情，特别是"断桥"一折中那个踉跄退步的身段，将白娘子又爱又怨的心绪展现得淋漓尽致。

1953年《白蛇传》首演时，杜近芳在化妆间急得直跺脚——梅先生特意嘱咐的白纱裙还没送到。最后是服装师傅现拆了一件戏服，用白绸布临时改制的。谁料这"将错就错"的素白装扮，反而成就了经典。毛主席说的"素装白裹，当中一点红"，那粒红绒球原是杜近芳随手别上的头花，没想到成了画龙点睛之笔。后来这装扮被各剧团争相模仿，连上海越剧院排练时都派人来借服装样板。

拍戏曲电影《野猪林》时，摄影师总想给杜近芳特写，她却坚持要全景："京剧的美在身段，光拍脸不成剪纸戏了？"这种坚持让周总理很赞赏，所以后来特意建议拍《白蛇传》电影。可惜因故搁浅，直到八十年代才重启拍摄。开机那天，杜近芳从箱底翻出当年的白纱裙，发现那粒红绒球依然鲜亮如初。

在特殊历史时期，杜近芳作为梅派传人不得不面对样板戏的演出要求。1967年，她被安排出演《红灯记》中的李铁梅一角。这对专工青衣的她来说是个巨大挑战——李铁梅是个十七岁的革命少女，需要完全不同于传统青衣的表演方式。

第一次排练时，导演要求她完全抛弃水袖功，改用"工农兵"的刚劲动作。杜近芳在排练厅反复练习举红灯的动作，直到手臂酸痛得抬不起来。更困难的是唱腔改造，传统梅派的婉转唱法要被改成"高亢激昂"的革命腔调。

令人意外的是，杜近芳在保持样板戏基本框架的同时，悄悄融入了传统戏曲的韵律。在"听奶奶讲革命"的唱段里，她巧妙加入了梅派特有的颤音技巧；在"打不尽豺狼决不下战场"的亮相时，她改良了传统"云手"的动作幅度。这些细微的艺术坚持，让行家们依然能从中看到京剧的血脉。

1972年招待外宾的演出后，周总理特意到后台对她说："近芳同志，你演的铁梅有股子韧劲。"这句意味深长的评价，让她在严冬中感受到一丝暖意。直到晚年回忆这段经历，杜近芳仍感慨："就像戴着镣铐跳舞，但只要能上台，就总想给京剧留点种子。"

那是个春意盎然的午后，中南海西花厅的海棠花开得正艳。刚从国际戏剧节载誉归来的杜近芳，接到通知说周总理要见她。走进简朴的会客厅时，她看见总理正在批阅文件，邓颖超同志在一旁整理资料。见杜近芳来了，总理放下钢笔，笑着打趣道："近芳啊，你这恋爱谈得比抗战还长，我和邓大姐都等着喝喜酒呢！"一句话说得杜近芳红了脸。原来总理一直记挂着这位京剧名角的终身大事，早在三年前就注意到她和协和医院青年医生吴葆桢的情投意合。

婚礼定在协和医院礼堂，这里见证过无数新人的幸福时刻。婚礼前夜，杜近芳的恩师梅兰芳特意来到新房，亲手为她梳头。梅先生一边梳一边说："当年我结婚时，王瑶卿先生也是这样为我梳头的，这是咱们梨园行的老规矩。"梳子从乌黑的长发间滑过，仿佛将艺术的传承也梳了进去。婚礼当天，马少波带来了一对青花瓷瓶，林巧稚准备了全套医学典籍，李少春则别出心裁地送了一对鸳鸯戏水的苏绣。谷春章带着乐队吹拉弹唱，把西式礼堂变成了热闹的戏台子。

婚后的日子平淡而温馨。吴葆桢每天清晨出门前，都会在餐桌上留张字条，有时是"好妹记得吃早饭"，有时抄录一句古诗。杜近芳则常常等丈夫深夜下手术回来，在客厅亮着台灯研读剧本。有次吴葆桢连续做了八小时手术，回家看见妻子伏在案头睡着了，手边摊开的《牡丹亭》剧本上写满了批注。

在丈夫的辅导下，杜近芳开始系统学习古典文学。有天夜里，她读到《红楼梦》里黛玉葬花的情节，突然对吴葆桢说："我演《黛玉葬花》总是差些味道，现在才明白是没读懂她的孤傲。"吴葆桢放下医学期刊，给她讲起封建时代女性的处境，夫妻俩竟讨论到东方既白。这样的场景在他们家屡见不鲜，医学与艺术在对话中碰撞出智慧的火花。

1976年的深秋，北海公园的银杏叶金黄灿烂。邓颖超同志在漪澜堂接见他们时，特别问起杜近芳的新戏排练情况。当得知吴葆桢为了支持妻子排演《谢瑶环》，主动承担了全部家务时，邓大姐欣慰地说："你们这样互相成全，正是革命伴侣该有的样子。"那次会见后，杜近芳在日记里写道："小哥总说我的舞台是他的另一间手术室，要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艺术。"

吴葆桢的医者仁心也深深影响着杜近芳。有次她在后台听说一个龙套演员家人生病，立即联系丈夫帮忙。后来这位演员每次见到杜近芳都要鞠躬致谢，她却说："要谢就谢你吴大哥，他常说治病救人和唱戏一样，都是本分。"这种相濡以沫的感情，让这对夫妻在各自的领域都取得了非凡成就。当吴葆桢在国际医学论坛上宣读论文时，杜近芳正在基层剧团辅导青年演员；当杜近芳在海外演出谢幕时，吴葆桢可能在手术台前抢救生命。他们用各自的方式，诠释着对事业的热爱与对彼此的承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