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观众审美 “狂飙”，中国舞剧的多元化路径

更新时间：2025-09-05 19:16  浏览量：1

这个夏天，上海的舞剧演出热度持续不断。特别是第十四届中国舞剧荷花奖终评演出，无疑给上海观众带来了难得的艺术盛宴。如今的观众，不仅观剧热情高，还乐于通过自媒体等平台发表独立见解。一时间，演出的关于信息爆棚，新话题也随之浮出。

一

以我个人的认知，不大赞成去定义“什么是好的舞剧”，因为这一讨论注定是没有结果的。我们面对的是不断升级的审美需求，这一需求带有明显的个性化特征，而6部进入荷花奖终评的舞剧，也通过理念和方法的具象表达，向我们描绘出中国舞剧的多元化方向以及创作者所选择的不同路径——

作为首部禁毒题材舞剧，《破冰》呈现的戏剧性与错综复杂的人物关系，为国内舞剧所少见。尖锐的矛盾、现实中的生死较量以及人物所面临的情感困境，对于舞剧叙事来说是全新的课题。创作者从长篇电视剧中撷取故事，选择可谓大胆。他们将有局限性的肢体叙事运用得从容、谨慎，又充满自信。《破冰》的意义在于，有这样一群人有勇气去触及舞剧叙事的边界，探索舞剧除擅长抒情唯美外，能不能承载现实的重量，能不能按照戏剧的普遍规律，从人物典型化以及表现人物关系中寻求到舞剧的“破冰”之路。这条路必须有人去蹚，而《破冰》在这样一次“冒险”中取得了有价值的经验。去年《破冰》曾在上海演出，首场演完，第二场上座率剧增，观众为满台舞风爽飒、具有雷霆之势的“制服男”折服，甚至愿意“二刷”。创作者不依赖华丽场景和华美服饰，观众感动于演员激情真诚的表演，口碑好即有好的市场回报，也许是《破冰》出现的第二层意义。中国不缺优秀的舞剧演员，“你若能编得好，我就能跳得更好”，客观上反映出中国舞剧的创作现状。《破冰》提示我们，是时候把创作的注意力从对形式的过度追求稍加转移了，毕竟更多人愿意接受这样的主张：作品的深度乃至情感浓度，取决于对“人”的聚焦，而不是无节制的形式铺张。

从延安时期木刻版画中触发创作灵感，舞剧《杨家岭的春天》呈现出颂歌式调性。舞剧多视角反映了延安时期文艺青年的成长，形象地展现了“人民”这片厚土对文艺的滋养。当观众看到《抗旱》《人桥》《当敌人搜山的时候》等经典版画出现在舞台上时，心为之震荡，而以舞蹈再现的历史场景，则让一幅幅版画意蕴鲜活，质感更为直观。我把这部作品视为学院派代表作。在中国舞蹈领域，学院派的贡献是将基于民间的舞蹈元素作了有效的提炼和提升。今天看到的具有相当表现力和传播力的民族民间舞，事实上都已经过了发展改造，在神韵、节律、情感与体态的融通上更适合艺术表现。老一辈艺术家、舞蹈教育家非常坚持这一点，其成果历经岁月磨砺已成为一个成熟的体系，也是学院派的立身之本。但这种坚持的态度有逐渐淡薄的趋势，从现象看，一些以民间舞为主要素材的舞剧图省力，将素材直接拿来为自己所用。将原始素材运用于某一舞段，会让人产生新鲜感，泥土气息、质朴气质也有特定的感染力，但要支撑起一部舞剧的多层次情感表达，就显得单薄且力不从心了。甚至有时为了服从于素材，不得不改变一部剧的整体格调。而学院派的《杨家岭的春天》在化用素材上做得十分有心。编导融合了版画刻刀的“顿力”和民间秧歌的“寸劲”，使其成为服务于核心主题的舞蹈语言，并将陕北秧歌、安塞腰鼓等原始素材精心提炼后转换为新的语境；有些段落则在节奏上大胆破“格”，给观众带来全新体验和意外惊喜。

由此看到，无论多元发展还是路径选择，都绕不开技术难点，而攻克难点永远是艺术创造中最具价值的行动。

《破冰》

二

当下舞剧的发展环境很好。票房走高、持续繁荣的一个重要原因，是追求美的境界和体验成为今天社会生活的主题，“爱美”群体的扩容超出了我们想象。而舞剧在回应大众普遍需求时，具有综合性、大容量、普适性优势。本届舞剧荷花奖终评剧目，充分显示了这一优势——

舞剧《10909》聚焦中国载人深潜事业，以鲜有的科技题材、充满科技感的舞台为观众带来一场关于深海探索的视觉盛宴；舞剧《雷雨》在经典转译中呈现出精致、时尚的美学风格，表现主义手法为解读一部时隔很多年的中国戏剧经典提供了新的视角。《英歌》和《孩儿枕·家和兴》两部民间题材舞剧，则以浓烈绚烂的现场性带动起新一波舞剧热，为观众提供了珍贵的情绪价值。

如果说，“舞剧热能持续多久”是热潮中的冷思考，那么，我以为这种隐忧大可不必。面对强烈的审美需求，唯有练好内功，不断提升舞剧品质，才能换取行业的最优解。修炼内功的面很广，挑关键的说，业界是否应该对创作流程乃至机制作一番梳理、优化？编剧、编舞（业内习惯称“编导”）分离，是中国舞剧独特的编创模式。我接受这种符合当下舞界实际情况的“分离”，但两个环节之间的“梗阻”需要疏通。我曾与一位初次担任舞剧编剧的年轻人交流：“你写下那些美丽排比句时，调动起来的形象思维是什么？”年轻编剧无以作答。看着他天真而莫名的眼神，我不再追问。我也问过一位外籍艺术家，他在一个既有编剧还有导演的创作团队里担任编舞，我问他：“在你的编舞过程中，编剧、导演有没有向你说过不？”他用英语对我解释了一大通，大致意思是：作为灵魂人物，他不明白编舞为什么要服从其他人的意志？他显然没有理解我的用意，然而我懂了。借用一句网评：舞剧编剧和编舞，在各自热衷而擅长的领域自说自话。这话尖锐吗？有点。但并不尖刻，甚至中肯，如实描绘了中国舞剧创作中存在的一种现象。长时间来，我们呼唤“向文学借力”，其实并不太知道如何用好文学资源；编剧层面也没有“双向奔赴”的主观意愿，不少陷入尴尬的舞剧“立意”和“表现”两张皮，甚至完全榫卯不接，根源几乎都在于此。从文学思维到舞剧思维，是从园林门口到园林腹地的过程，这一距离要靠脚步去深入其中，才能看见动人的风景。

又如，经典改编是国际舞坛极为重要的一支，有许多成功经验。但这对中国舞剧产生的作用并不大。国内由经典改编的舞剧不多，而一旦涉足，编导首先想到的是“要超越经典”。其实，经典之所以成为经典，一定有其跨越历史、普适人类的深度和广度。若有超越的本事自然是好，如在文化、哲学乃至人性层面没有新的发现，不要轻易去动摇经典的核心，更不该以“现代表达”“当代视角”“解构经典”等概念来遮掩自身的浅薄乃至对经典的曲解。为颠覆而颠覆，不是现代人的文化态度。马修·伯恩将《天鹅湖》故事背景移至20世纪90年代的英国皇室，《罗密欧与朱丽叶》的悲情爱恋则发生在“少年管教所”；艾夫曼的《俄罗斯的哈姆雷特》，直面叶卡捷琳娜时代的权力与阴谋，他从莎士比亚剧作中看到了“历史有惊人的相似之处，却又不会简单重复”。这些改编，看似颠覆力度很大，实际上都没有脱离经典原作的核心，观众仍能从作品中清晰看到源自经典的人物关系，以及善与恶、爱与背叛等永恒主题。编舞家基于对历史与现实的深刻反思，通过拉近年代距离、勇于探讨当代问题、以音乐成全舞剧结构等理念，客观上形成了一种升维表达——内容寻求情感共鸣、手法具有艺术个性，无疑是深度绑定观众长期兴趣、满足他们追随愿望的重要理由，这是成功者传递给我们的有效信息。

艺术世界既要坚守内心的火种，也要拥抱外界的风。我们面对的，已不是艺术家创作什么，观众就接受什么的时代，而是一个需要两者深度对话、共同成长的时代。这就需要当代艺术家不仅是创造者，更是沟通者、思考者和策略家。

《10909》

栏目主编：黄玮 文字编辑：黄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