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与梅兰芳齐名，五位总统追求她却隐居农村守寡！死后葬八宝山
更新时间：2025-09-04 11:37 浏览量：4
在民国那个风雨飘摇的年代，名伶辈出、美人如云，可被称为第一美人的并不多见。
她是当时的中国的第一美人，五位总统都对她倾心，想尽办法追求她。
可她却嫁给了一个名不见经传的男人，最后隐居农村守寡。
最让人意想不到的是，她死后却被葬在八宝山，她到底是谁？
她叫刘喜奎，清末民初，她出生在河北滦州的一户寒门之家，自幼家贫，父亲早亡，母亲靠替人浆洗缝补勉力度日。
五岁那年，母亲将她送进了“喜连成科班”学戏。
她每天清晨三更起床，劈叉、吊嗓、翻身、梆子，一整天在板凳和台阶之间摸爬滚打。
许多孩子哭着嚷着要回家，而刘喜奎却从不吭声。
她眼神倔强，动作利落，不但不怕苦，反而在每一次排练中展现出惊人的悟性。
最让教头惊异的，是她那清亮的嗓音。
年纪小小，她的唱腔却能收放自如，婉转动人，嗓音一亮，连老班主都停下手中的茶碗，只听得如痴如醉。
“这孩子，是块唱戏的料。”班主语气笃定。
不出几年，刘喜奎已能独当一面，挑梁演出。
初登台，她扮演的是《穆桂英挂帅》中的穆桂英，头戴凤翎，身披战甲，唱得满堂生风。
观众席上的行家一时噤声，待她唱罢，掌声如雷。
人们惊讶地发现，这位年方十二的女孩，不仅嗓子好，做派也极其讲究。
那一抬手、一转身，皆有韵味，丝毫不输那些登台多年的名角。
她的名声很快在京津一带传开，老百姓口耳相传，称她“女中梅兰芳”。
那时候的梨园，是男人的天下，京剧舞台上的名角，多是须生、老生、小生占据主角席位，旦角也多由男旦反串。
而刘喜奎，却用自己实打实的才艺与台风，在舞台上杀出一条血路。
与她同期的，还有彼时已经名动南方的梅兰芳。
一个是风雅婉转、清俊脱俗的南派翩翩公子；一个是英气逼人、妩媚兼备的北地红角。
南梅北刘，很快成了民间最津津乐道的并称。
刘喜奎皮肤白皙、双眸明亮，一笑间两颊梨涡若隐若现，被誉为“北国佳人”。
刘喜奎还通晓诗书，能写会画，常在戏闲时抄录唐诗宋词，书法清秀，常常被戏迷当作珍品收藏。
她既是梨园红角，也是文人雅士眼中的“才女红伶”。
常有京中达官贵人慕名而来，只为一睹其风采。
每逢她登台，剧场门口排队者络绎不绝，黄牛票价甚至翻数倍而不减热情。
但她从不倨傲，从不迟到，也从不耍大牌，哪怕是唱一天三场，也从未抱怨。
刘喜奎成名不久，便引来无数达官贵人趋之若鹜。
她的戏票被炒成奇货，她的照片在坊间被争相传阅，有人甚至在她演出前抢先买光前排座，只为近距离一睹芳容。
但这些炙热的目光背后，也隐藏着不怀好意的觊觎。
最早接触她的，是时任北洋政府“临时大总统”的袁世凯。
袁向来嗜好京剧，对梅兰芳、杨小楼等人多有赏识。
听闻刘喜奎名动梨园，又是“北地第一美人”，他便私下遣人送来重金礼物，外加一张邀她“入府唱戏”的帖子。
那年她不过十八岁，正值风华，一时间，身边人都劝她：“总统相邀，何等荣耀！去唱一出戏，保你荣华富贵！”
但她婉拒了袁世凯的邀请，礼品悉数退回，连那张写着“敬请雅赴”的帖子也托人郑重送回。
袁世凯大怒，说：“不过一戏子，竟如此不识抬举！”
可他终究未敢强迫，刘喜奎的刚烈名声，自此也传遍了达官圈。
之后，张勋也来“凑热闹”，张勋以复辟称帝闹剧出名，嗜戏成癖，尤其偏爱旦角。
他曾托手下大将给刘喜奎送去一对玉镯，说是“随便赏玩”。
她听后，笑而不语，转身将玉镯挂在戏班门前的大红灯笼上，底下贴一张字条：“多谢张将军美意，小女子无福消受。”
张勋听后，反倒击掌大笑，说：“倒是个硬骨头！”
可随着刘喜奎声名日盛，觊觎者也愈发疯狂。
曹锟、段祺瑞、黎元洪，这些位高权重、手握军政实权的北洋巨头，皆曾在不同场合以各种方式“示爱”于她。
有人送锦缎珠宝，有人包戏院送花轿，她却始终不动如山。
一次演出结束，刘喜奎在后台刚卸妆，便被一名“某督军”派来的亲信带走，说是“将军请客小聚”。
那时，她已习惯应酬场合，本以为不过是喝茶寒暄，哪知酒桌之上布满圈套。
酒过三巡，那位督军佯装醉意，欲当众调笑。
刘喜奎冷眼看他，轻抿一口茶，缓缓说道：“将军若醉了，我便唱一曲《打渔杀家》替您醒醒神。”
她一唱便是“我本是女娇娥，又不是水性杨花”。
嗓音清亮入骨，词句句句带刺，督军面色一沉，满座皆惊，却不好发作，只能赔笑让她“早些歇息”。
酒局后，刘喜奎当夜便离京，避至天津，避开了这场危机。
她拒绝与达官贵人私下见面，演完即走，从不留夜，哪怕因此得罪了多少贵人、失去了多少机缘，她也不改初心。
正是这种不卑不亢、清醒独立的姿态，让她成为那个时代最特别的“名角”。
刘喜奎自小在戏班打滚，见惯了台前幕后的人情冷暖，也早将“男人靠不住”这句话，刻进了骨子里。
但即便如此，她也曾认真考虑过婚姻。
那时，她已年过二十，在梨园中地位如日中天，却也因此屡遭骚扰。
一些自诩“扶持戏曲”的军政人物表面送礼捧场，实则频频登门纠缠，有的甚至私下扬言“要么嫁，要么抢”。
再三思量后，为了摆脱这场长久的纠缠，她决定主动寻个门当户对的平凡人嫁了。
有人介绍说，有位名叫崔昌洲的绅士，出身良好，文质彬彬，极为敬重她的艺德才情，人品端方，是个“正经人家”教出来的读书郎。
于是，在家人安排下，她与崔昌洲展开“传统式”的相亲接触。
但她不知道，所谓的“相亲”，竟是一场精心设计的骗局。
真正与她见面的，并非崔昌洲本人，而是由他的副官冒名顶替。
那副官风度翩翩、言辞得体，哄得她渐渐卸下防备。
等到婚礼当天，拜堂之时，她才赫然发现，新郎与相亲时的“那位先生”竟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人。
那一夜，她坐在床边整夜未合眼，泪水一滴滴打湿了喜袍的袖口。
婚后，她渐渐了解真相，崔昌洲并非文人雅士，而是个游手好闲的商人，虽不算品行败坏，却并无多少主见。
更糟的是，他早年曾为权贵所忌，与某地大员有旧怨，如今娶了刘喜奎，更引来那些达官的不满。
一连数月，各种明枪暗箭不断袭来，商号被查、铺面被砸，甚至连夜有人登门威胁，叫他“交出刘喜奎，别自不量力。”
崔昌洲为护妻，四处奔波求情，却始终无解，那年冬天，他突然染疾，三日高烧不退，撒手人寰，年仅三十出头。
这一场仓促且带着欺瞒的婚姻，最终以悲剧收场。
崔昌洲死后，刘喜奎没有再回梨园，她封箱息演，搬至京郊小院，从此不再踏入舞台半步。
那之后，听说她寡居，周围多少人打着关心的名义探望她。
有文人、有商贾，甚至有曾追求过她的旧军阀“变相示好”，她一概不答。
1937年，日军铁蹄踏入华北大地，烽烟四起，昔日门庭若市的梨园，转瞬荒凉如废墟。
彼时刘喜奎已退居京郊小院，隐姓埋名，过着几乎与世隔绝的生活。
可即便封箱多年，她的名字却依旧是权贵与侵略者眼中的“宝藏”。
那年冬天，一位自称“华北文化振兴会特使”的日伪代表，带着数名随员踏进了她的小院。
他们在寒风中端坐厅堂，笑意盈盈地说：“刘女士，华北沦陷是历史趋势，您何不借此机会复出舞台？日方愿高薪聘请您出任梨园总教头，月奉千金，另赠官邸、车马与警卫。”
她听后，只淡淡一笑，未置一词。
那代表接着说：“您的才艺是国家瑰宝，我们不想它被埋没，只要愿意合作，您将成为中华戏曲史上的一座丰碑。”
刘喜奎这才抬眼，声音冷如冰霜：“我只给中国人唱戏，请回吧，这里不欢迎你们。”
第二日清晨，那批人再登门，却只见小院门前挂出一方墨字条幅：“宁甘清贫，不受污金。”
自此之后，刘喜奎被“特别关注”，生活处处受限，甚至传出她“已死”的流言。
可她未动摇，依旧在寒屋中每日抄写戏文、打磨唱腔。
她靠做绣品和卖书法维生，常常一个月吃不了几次热饭。
即便如此，仍有不少民间戏班偷偷上门求教，她也总是倾囊相授，从不收分文。
抗战胜利后，她依然未复出，最终让她重返梨园的，不是哪个权贵，而是周恩来总理。
1950年，时任国务院总理的周恩来亲自给她写信，言辞恳切：
“国有新生，艺须振兴，若喜奎先生愿意出山，必为后人幸甚。”
那一年，她已近花甲之年，读完信后，眼中泛出久违的光：
“总理请我，我便不能推辞。”
就这样，刘喜奎再次回到京城，走进了中央戏剧学院与北京戏曲学校的课堂。
她不再登台演出，而是身穿素色旗袍，站在讲台上，为一群群年轻学子讲解“真嗓、真情、真骨”。
她的学生中，有人成了名角，也有人转行而去，可所有人提到她，都用一个词：风骨。
1977年冬，刘喜奎病重，住进北京协和医院，病榻之上，她依旧拈笔临帖，写着“净、静、敬”三字，这是她一生行艺、为人的准则。
1978年春，她在睡梦中安然离世，享年81岁，官方为她安排了八宝山公墓安葬。
她是民国梨园的绝世红角，五位总统为她倾心，却无人得其青睐；她唱尽人间悲欢，却一生清贫独居，不依不靠。
面对金钱、权势与诱惑，刘喜奎从未低头，用沉默守住尊严，用离场捍卫信念。
她不以色媚人，不为利折腰，一生封箱谢绝红尘，却在无声中赢得了所有人的尊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