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言红高粱到国家大剧院歌剧，生如烈焰死如狂酒的民族精神史诗

更新时间：2025-08-31 16:10  浏览量：6

转自写作杂谈

原题:

燃动八秩！从莫言笔下红高粱到国家大剧院歌剧——解码“生如烈焰死如狂酒”的民族精神史诗

当2025年9月国家大剧院的聚光灯照亮那片用音符编织的“红高粱地”，当郭文景笔下的茂腔与唢呐在管弦乐中炸开民族血性，莫言38年前埋下的那粒“精神种子”，早已从《红高粱家族》的书页间破土而出，长成横跨文学、影视、戏曲、文旅的文化参天树。红高粱精神，这一以高密东北乡的红穗为图腾、以普通民众的血肉为根基的精神符号，不仅镌刻着抗日战争的民间记忆，更在当代社会迸发出“破圈”的生命力——它是乡村振兴的产业引擎，是文化自信的国际名片，更是中国人对“活着”的最野性、最滚烫的注解。

一、文学原点：那片红高粱地里的精神基因解码

1985年的解放军艺术学院宿舍里，28岁的莫言盯着稿纸上“抗日战争”四个字犯了难。没有亲历过战火的他，拒绝了“宏大叙事”的惯性邀请，转身扎进高密老家的民间故事里——那些关于“土匪舅舅”“泼辣二姨”的口述史，那些在灾年里撑起半条命的红高粱，成了他破解历史密码的钥匙。《红高粱家族》的诞生，不是对战争的简单复刻，而是一场对民族精神基因的“考古发掘”。

（一）红高粱：从救命粮到精神图腾的三重蜕变

在高密老辈人的记忆里，红高粱是“灾年里的铁脊梁”。1943年大旱，高密境内河沟断流，小麦颗粒无收，唯有红高粱凭着深扎地下的根系，在龟裂的土地上结出干瘪却救命的穗子。如今的高密红高粱文化研究院里，还陈列着当年农户用的“高粱米罐”，罐壁上的刮痕记录着一家七口靠半罐高粱米熬过三个月的往事。正如院长邵纯生所说：“红高粱的‘坚韧’从不是抽象的——它的秆能做棚架，穗能当粮食，壳能填枕头，连根须都能入药。这种‘榨干自己也养活别人’的品格，就是高密人刻在骨子里的生存哲学。”

而在莫言的笔端，红高粱完成了第一次升华：它成了“生命力的火把”。“颠轿”一节里，花轿在高粱地间颠簸，戴凤莲的哭声从压抑到狂放，红高粱的叶片“像无数只手拍打轿帘”；“野合”一幕中，通红的高粱穗垂落下来，遮住了世俗的目光，成就了一场对抗封建礼教的“生命狂欢”。这里的红高粱不再是农作物，而是欲望的见证者、自由的同谋者——它看着戴凤莲挣脱裹脚布般的婚姻，看着余占鳌从“混不吝”的土匪变成“为乡亲报仇”的领头人，用漫山遍野的红，点燃了普通人对“活得出彩”的渴望。

最终，红高粱定格为“抗争的旗帜”。墨水河伏击战时，余占鳌的队伍躲在青纱帐里，红高粱的秸秆成了掩护的屏障，成熟的穗子被战士们搓成“火引”，点燃了对付日军的土炸药。莫言在创作札记中写道：“我让红高粱‘活’过来，是因为那场战争里，没有将军的运筹帷幄，只有农民握着锄头冲上去——红高粱就是他们的军装，也是他们的墓碑。”

（二）民间视角：撕开历史的“另一道裂缝”

莫言最狠的一笔，是打破了“历史只有一种写法”的迷信。在《红高粱家族》里，“我爷爷”余占鳌是个矛盾体：他抢过民女，也杀过汉奸；他讲义气，也耍无赖；他抗日不是为了“家国大义”的口号，而是因为日军杀了他的兄弟、烧了他的高粱地。这种“非典型英雄”的塑造，撕开了官方历史叙事的“宏大面纱”，露出了普通人在战争中的真实褶皱。

就像“孙家口伏击战”的原型——1938年4月15日，曹克明部的400多人里，有一半是扛着锄头的农民，还有20多个是赶集的货郎。他们没有统一的军装，有的穿棉袄，有的光脚，靠“谁杀鬼子多就给谁记功”的土规矩凝聚起来。战斗结束后，村民们用高粱秆裹着牺牲者的尸体下葬，没有墓碑，只在坟头插了一束红高粱。莫言把这束“红高粱”写进小说，不是要否定正规军的贡献，而是要证明：民族的脊梁，从来都不只由精英撑起，更由千万个“余占鳌”“戴凤莲”般的普通人托举。

二、跨媒介狂欢：红高粱精神的“破圈”与重塑

从1986年小说出版到2025年歌剧首演，红高粱精神经历了一场持续39年的“媒介变形记”。每个艺术形式都像一面棱镜，折射出这一精神不同的光谱——影视的视觉冲击、戏曲的程式化表达、歌剧的音乐张力、文旅的沉浸式体验，共同把“红高粱”从文学IP锻造成了“文化超级符号”。

（一）影视：张艺谋的“红色风暴”震撼世界

1987年，张艺谋在高密的高粱地里蹲了一个月，只为等一场“对的雨”。当雨水打湿红高粱的叶片，巩俐饰演的九儿披着红盖头走下花轿时，电影《红高粱》的“视觉革命”就此开启。影片里的红色是“泼出去的血”：红盖头被风吹起，红轿子在泥地里颠簸，红高粱被日军的刺刀染红，最后九儿倒在高粱地里，鲜血漫过的地方，红高粱长得更旺。这种“用色彩说话”的手法，把莫言笔下的“生命力”具象成了看得见、摸得着的视觉冲击。

1988年柏林国际电影节上，《红高粱》拿金熊奖的那一刻，西方观众第一次透过“高粱地”看到了中国的“民间力量”。评委在评语中写道：“这不是一部关于战争的电影，而是一部关于‘人’的电影——那些在高粱地里爱恨、生死的中国人，让我们看到了一个民族最原始的力量。”此后，《红高粱》在全球30多个国家上映，红高粱的“红色”成了中国文化的“名片色”，而“颠轿”“祭酒”的场景，也成了后来影视剧中“民间狂欢”的经典范本。

（二）戏曲：当传统程式遇上“高粱血性”

2015年，山西晋剧院的排练厅里，导演正在调整“祭酒”一幕的虚拟影像：当演员举起酒坛时，背景屏上的高粱地“活”了过来，漫山的红穗随着唱腔起伏，仿佛在和演员一起“祭奠亡魂”。这是晋剧《红高粱》的创新——把祁太秧歌的扭摆、伞头秧歌的欢快，和三维虚拟影像结合，让传统戏曲“老瓶装新酒”。剧中的余占鳌少了小说里的“粗野”，多了“家国大义”的担当，开场的“伏击战”戏码，用晋剧的“靠把功”展现战士的英勇，台下的老戏迷拍着大腿喊：“这才是咱山西人的‘硬气’！”

同年，天津评剧院的曾昭娟则用“唱段”诠释九儿的“柔中带刚”。在“复仇”一幕中，她的唱腔从评剧的“小口落子”转为“大口落子”，高亢的嗓音穿透剧场：“高粱红，血染红，拼了命也要护咱的根！”这段唱词被戏迷编成手机铃声，在天津的老巷子里流传。而河南豫剧《红高粱》更绝——把“扈三娘”的形象嫁接到九儿身上，当九儿穿着戏服唱“靠山吼”时，戏曲的“侠义”与小说的“血性”撞出了火花，不少年轻观众说：“原来豫剧也能这么‘燃’！”

（三）歌剧：2025年的“音乐高粱地”如何破圈

2025年国家大剧院的歌剧《红高粱》，从筹备阶段就赚足了眼球——莫言亲自操刀剧本，郭文景作曲，吕嘉执棒，堪称“顶配阵容”。郭文景为了写好“野合”的配乐，特意去高密采风，把当地老农“吆喝高粱”的调子融进了咏叹调；而唢呐、板胡的加入，让西洋歌剧的“架子”里塞满了“山东味儿”。在“墨水河伏击战”的合唱段里，合唱团用山东快书的“数板”节奏唱“杀鬼子，保家乡，高粱地里摆战场”，台下的山东观众忍不住跟着打拍子。

更值得关注的是，歌剧还加入了“当代视角”：在尾声，老年豆官走进红高粱地，对着手机直播讲述“爷爷奶奶的故事”，弹幕里满是“破防了”“向先辈致敬”的留言。这种“老故事新讲法”，让红高粱精神接上了“Z世代”的地气。正如莫言在发布会所说：“歌剧不是对小说的复制，而是让红高粱精神‘唱’给年轻人听——不管是笔写的，还是唱的，核心都是‘人要活得有骨气’。”

（四）文旅：从“纸上高粱”到“沉浸式体验”

2025年清明假期，高密红高粱影视城里挤满了穿“粗布衫”的游客——有人在“占鳌寨”体验“颠轿”，有人在“单家大院”看实景剧《高粱红了》，还有人钻进“青纱帐迷宫”，玩“伏击日军”的互动游戏。这个以小说为原型的景区，把“红高粱精神”变成了“可体验的快乐”：晚上的无人机表演中，500架无人机组成“红高粱”“九儿”的图案，配上电影《红高粱》的主题曲，不少游客举着手机录视频，发朋友圈说“沉浸式打卡红高粱精神”。

景区的“非遗一条街”更是藏着“文化密码”：扑灰年画艺人现场画“九儿颠轿”，聂家庄泥塑摊位上摆着“红高粱娃娃”，剪纸艺人用红纸剪出“青纱帐伏击战”的场景。当地村民王大娘是“高粱剪纸”的传承人，她的摊位前总是排着长队：“以前剪纸是自己玩，现在靠着红高粱，剪纸能卖钱，还能教游客，这就是老手艺的‘新活法’。”2025年一季度，影视城带动周边农家乐增收30%，300多个村民在家门口实现了就业——红高粱不再是“书里的意象”，而是实实在在的“致富粮”。

三、历史回响：民间记忆与官方叙事的“握手言和”

红高粱精神的争议性，恰恰是它的生命力所在。当莫言把“土匪”余占鳌写成“抗日英雄”时，学界炸开了锅：有人说这是“对历史的浪漫化”，有人说这是“民间叙事的觉醒”。但争议的背后，是一场关于“历史该怎么写”的深刻讨论——红高粱精神用39年的时间证明：历史不是“非黑即白”的账本，而是“官方与民间”共同书写的史诗。

（一）历史原型的“艺术变形”与“本质真实”

孙家口伏击战的纪念馆里，陈列着一把日军指挥刀——这是当年曹克明部缴获的“战利品”，刀身上的缺口记录着战斗的激烈。纪念馆的讲解员会告诉游客：“小说里的‘墨水河伏击战’，就是以这场战斗为原型，但余占鳌没有真实原型，他是千千万个抗日农民的‘集合体’。”这种“艺术变形”不是“歪曲历史”，而是“抓住本质”：1938年的高密，有上百支“民间抗日队伍”，他们没有番号，没有补给，却凭着“保家”的执念，和日军殊死搏斗。莫言在访谈中说：“我写余占鳌，是因为他身上有‘普通人的勇敢’——这种勇敢不是天生的，是被逼出来的，是最真实的。”

（二）民间视角的“补位”价值

长期以来，抗战历史的叙事多聚焦于“正规军作战”，而红高粱精神填补了“民间抗战”的空白。红高粱抗战纪念馆里，有一个“农民战士展柜”：里面有村民用的锄头（后来成了武器）、土制炸药包（用高粱壳填的炸药）、绣着“保家乡”的肚兜（战士的遗物）。这些“不体面”的文物，却比精致的勋章更打动人。2024年，纪念馆接待了8万名青少年，他们在“模拟伏击战”的互动区里，用玩具枪“打鬼子”，听老战士的后代讲“爷爷的高粱地”——这种“民间化”的红色教育，让历史不再是“课本上的文字”，而是“爷爷辈的故事”。

（三）争议中的“精神共识”

尽管有学者质疑“把土匪当英雄是否合适”，但主流社会最终达成了共识：红高粱精神的核心不是“歌颂土匪”，而是“歌颂抗争”。余占鳌的“匪气”是他的“缺点”，但他“为乡亲报仇”“对抗日军”的选择，是超越“匪性”的“人性光辉”。就像高密当地的老人说：“当年村里的‘二混子’，日军来了也拿起了镰刀——人不分好坏，在‘保家’这件事上，都有一股子‘高粱劲’。”这种共识，让红高粱精神从“文学争议”变成了“精神共鸣”——它告诉我们：民族精神不是“完美英雄”的独角戏，而是“普通人的群像剧”。

四、当代赋能：红高粱精神的“现实答卷”

从乡村振兴的田间地头，到文化自信的国际舞台，红高粱精神正在书写“新的故事”。它不再是“过去的记忆”，而是“当下的力量”——那些在高粱地里生长的坚韧、自由、抗争，正在变成乡村振兴的产业动能、文化创新的灵感源泉。

（一）红高粱：乡村振兴的“金穗子”

在广西南丹县的高粱地里，农户韦大叔正在收割高粱：“以前种玉米，一亩地赚500块；现在种高粱，政府给补贴，酒厂上门收，一亩地能赚1200块！”2023年，南丹县的1000亩高粱带动500户农户增收，而2025年贵州仁怀市的36万亩高粱，更是成了“茅台原料基地”的核心——订单农业让农户“种得放心”，深加工让高粱“身价翻倍”：高粱酒、高粱面、高粱饴，甚至高粱秆做的工艺品，都成了市场上的“香饽饽”。仁怀市农业农村局的负责人说：“红高粱不仅是‘粮食’，更是‘产业链’——从种植到加工，再到文旅，一根高粱能串起‘三产融合’的大文章。”

（二）文化自信：从“引进来”到“走出去”

2019年，舞剧《红高粱》在美国硅谷上演时，台下的华人观众跟着音乐唱《九儿》，外国观众则被“颠轿”的舞蹈震撼——他们虽然不懂中文，却能从演员的肢体语言里，读懂“自由”与“抗争”的力量。演出结束后，硅谷的一所中学还邀请舞剧团队去教“高粱舞”，让中国文化以“艺术”的方式走进美国校园。而2025年歌剧《红高粱》的首演，更是吸引了全球20多个国家的媒体报道——红高粱精神不再是“中国的”，而是“世界的”，它用“人类共通的情感”（爱、勇气、抗争），架起了文化交流的桥梁。

（三）艺术创新：传统与现代的“化学反应”

晋剧《红高粱》的三维虚拟影像、影视城的AR导览、歌剧的“西洋乐器+民族乐器”组合——红高粱精神的“创新”，从来不是“抛弃传统”，而是“给传统装上新引擎”。就像郭文景所说：“茂腔是老祖宗的东西，但只用茂腔写歌剧，年轻人不爱听；把茂腔和咏叹调结合，既保留了‘山东味儿’，又符合现代审美。”这种“创新”的背后，是对“红高粱精神”的深刻理解：它本身就是“自由生长”的精神，就该在不同的艺术形式里“野蛮生长”。

五、未来可期：红高粱精神的“新表达”

当5G、VR、元宇宙等新技术走进文化领域，红高粱精神的“表达手册”又要添新内容。2025年，高密红高粱影视城正在筹备“元宇宙高粱地”项目——游客戴上VR眼镜，就能“穿越”到1938年的青纱帐，和“余占鳌”一起“伏击日军”；而莫言的团队则在开发“红高粱AI剧本杀”，让年轻人在游戏中了解抗战历史。这些“新玩法”不是“消解精神”，而是“激活精神”——红高粱精神从来不是“博物馆里的标本”，而是“活着的文化”，要在和年轻人的互动中“永葆青春”。

同时，红高粱精神的“国际朋友圈”也在扩大。2026年，歌剧《红高粱》计划赴意大利、法国巡演，把“高粱地的故事”讲给欧洲观众听；而高密则在筹备“国际红高粱文化节”，邀请各国的艺术家来创作“红高粱主题”的作品——红高粱将成为“中国文化走出去”的“使者”，用最朴素的意象，传递最深刻的民族精神。

结语：生如高粱，死如烈酒，活在当下

从1985年的小说手稿到2025年的歌剧舞台，红高粱精神走过了39年，却依然“年轻”——因为它讲的是“人该怎么活”的永恒命题：像高粱一样，在贫瘠的土地上也能扎根生长；像烈酒一样，在该沸腾的时候绝不沉默。

在当代社会，我们需要这种“高粱精神”：面对生活的压力，要有“扛过去”的坚韧；面对时代的变化，要有“敢创新”的勇气；面对民族的未来，要有“敢担当”的血性。而红高粱精神的“新使命”，就是把这种“精神力量”转化为“行动力量”——让乡村因红高粱而富裕，让文化因红高粱而自信，让年轻人因红高粱而懂得“活着的意义”。

当国家大剧院的歌剧《红高粱》落下帷幕，当高密的红高粱又一次红遍田野，我们知道：红高粱精神没有终点，它只是换了一种方式，活在每一个“敢爱敢恨、敢拼敢闯”的中国人心里。生如高粱，死如烈酒——这就是红高粱精神给我们的，最滚烫的人生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