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代史学大师，曾为张学良、顾维钧著口述史，为梅兰芳立传
更新时间：2025-08-27 21:36 浏览量：2
《无问西东》
一百年前，在中国遭遇“千年未有之变局”的历史时刻，曾诞生了一批深怀爱国之心的历史学家，他们以自己的历史专业眼光分析国家落后的根源，积极探索中国发展的方向，在国民士气低落的时候努力重塑民族认同，提振国人自信。
唐德刚教授便是当中不能被忽视的学者。唐德刚教授熟读中国传统史学、当代西方显学，对中西、新旧各派均知其长短，由此而发展起来的比较史学、宏观史学的眼光和方法独步海峡两岸。
唐德刚教授不是“坐在扶手椅上沉思”的书斋型学者，而是站在历史中心著史，他与民国诸多重要历史人物有着密切往来，和李宗仁、胡适、顾维钧、张学良等民国期间的党政要人和文化教育界领袖有过长时间的交往和近距离的观察，并对他们进行过口述历史访问，留下了一批非常珍贵的历史记录。
香港著名报人胡菊人认为唐德刚教授是以公正和敢言见称的历史学家，这一点可以从唐德刚教授对历史人物的评价中得到反映，他评价顾维钧“是世界上的第一流外交干才、举世闻名的国际政治家，但是他搞的却是个弱国外交——他个人在外交界所代表的分量，往往超过他所代表的政府。”认为张学良“实在是一位动机纯正、心际光明、敢作敢为、拿得起放得下而永不失其赤子之心的爱国将领。”
尤为珍贵的是，唐德刚教授很早就意识到，历史著作如果不继承“文史不分”的优良传统，不注重文字的可读性，则历史会变成“枯燥无味的东西”，没有人看的。因此，唐德刚教授写作的一大特色是不拘泥于古板的学术规范，而是将个人兴趣、当代显学、大众经验及心理恰到好处地与历史学、文学等写作范式融合在一起，写出了许多具有卓越见识、又让一般读者读来倍感亲切的历史著作。
近代史学大家唐德刚作品集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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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祺瑞政权》
在中国近现代史上最糟乱的一段时期，应该就是民国初年的所谓军阀时期了，而军阀时期实在是从袁世凯死亡之后才正式开始的。因为在帝制前，袁氏主政下的北京政府，还是一个可以号令全国的政府。地方军头还不能目无国家法纪，随意横行的。野心政客虽然也难免结党营私，但是在大一统的国家之内，纵横捭阖，多少还有些顾虑。可是到袁氏一死，那才是真正的王纲解纽，全国皆兵，政客纵横，中国近现代史才正式进入一个所谓“军阀时期”了。
一念之差做皇帝的袁世凯，闻国会而头痛色变的段祺瑞，全无班底的孤家寡人黎元洪，貌似菩萨浑浑而有机心的辫帅张勋，天生领袖文盲大总统曹锟，锋芒毕露的“飞将军”蔡锷，早年当“胡子”最后主政中枢的张作霖，内战绝不再打了的张学良，善于观风的山西阎锡山，全国知名的“倒戈将军”冯玉祥，纵横捭阖的老政客孙洪伊，旧式官场代拆代行的徐树铮，手无寸铁的梁启超，疯名远播的国学大师章太炎……
唐德刚故世之后，中国近代口述史学会开始整理他留在纽约的手稿、论文、诗词、书信等资料，首先把其中若干遗稿重新编译，终使本书得以问世，全书分为“袁后中国”、“段祺瑞政权”与“外篇：民国史军阀篇余绪”三部分，主要描绘袁世凯死后的政治乱象，阐述北洋军阀和政客的争权夺利，实力派段祺瑞脱颖而出，掌握大局的经过，综论黎段府院之争、参战案、宣统复辟、孙中山南下成立护法政府等历史问题，兼而探讨桂系、奉系军阀的兴衰始末。作者抽丝剥茧，条分缕析，言人所未言，值得细读。
《史学与红学》
《史学与红学》收录了史家唐德刚在史学理论、研究方法和红学方面的札记共计十七篇，论及史学与文学的关系、小说与历史的关系、海外中国作家的本土性、汉字拉丁化等议题。作者认为，“文史不分”是传统东、西方史学异曲同工之处，优秀的史学著作往往也是卓越的文学精品，主张史以文传，避免僵硬执拗地治史，并强调社会科学的重要性。书中细述李宗仁回忆录成书过程的篇章，可见其在口述史学方面用功之深；作者对《红楼梦》里避讳问题的集中讨论和“以经读经”分析曹雪芹的“文化冲突”的文章，也颇有创见。
《书缘与人缘》
胡适时代，卷土重来；张学良将军，动机纯正，心际光明，敢作敢为，拿得起放得下而永不失其赤子之心；顾维钧，世界上的第一流外交干才、举世闻名的国际政治家，搞的却是个弱国外交；《传记文学》的责任，最大的阿Ｑ，最凶的阎王，“以一人而敌一国”！
本书以“书缘与人缘”为名，是史家唐德刚多年读书与日常见闻文章的集合，共三十二篇，其中谈到了胡适、顾维钧、张学良、刘廷芳、吴开先、刘绍堂、杨振宁等人，又论及《传记文学》、《鲁拜集》、《唐诗浅探》等书，于普通的细节中展现出历史的风貌。作者写人、评书，都把自己放在其中，穿插不少逸闻趣事，信笔所至，洒脱不羁，其中可见50年代到80年代美国华人学者生活的艰辛以及他们对传统文化深沉的热爱和极佳的人文素养。
《五十年代的尘埃》
《五十年代的尘埃》，五十年代唐德刚在纽约发表的作品之精选，多为遗忘多年后重新整理发现的作品，故而称之。其中《梅兰芳传稿》既是唐德刚的成名作，也是代表作之一，几十年来在海外反复刊载，被评家认为是所有写梅兰芳的传记、文章中最出色的。文章如名剧，屡屡上演，屡屡为人喝彩，当真像梅兰芳演《贵妃醉酒》一样了。《我的女上司》等几篇小说的有趣，除了能让我们一窥五十年代留美知识分子的生活状况，更可以令读者领略一位优秀史学家的人生洞见和生命态度。《俄国的苍蝇和皮匠》由唐德刚根据老友何炳棣的一次旅行而记，文字亦十分有趣。
现在回头来看，《海外论坛》除了为五十年代的留学生留下声音之外，还不能否认，它是至今为止留学欧美中国知识分子所办的水准最高、文字最好的杂志之一。也因为办了这个杂志，才逼得唐德刚写了好些上乘文章。他说这些都是五十年代“尘埃”下的“流沙坠简”，我们却毋宁视为那是尘埃中不褪色的珠玉。
《战争与爱情》
这是唐德刚唯一的一部长篇小说，与《李宗仁回忆录》并称“文史双璧”。小说原拟题《三天两夜》，上篇“往事知多少”，下篇“昨夜梦魂中”，故事从中国与美国关系正常化之后开始展开，三天两夜的时空，以倒叙法写了半个世纪中国的变动，“虽是小说，也是个人所见所闻若干真实小故事的综合报导”。
它只为多难的近现代中国，那些历尽沧桑、受尽苦难的小人物的噩梦，做点见证；为失去的社会、永不再来的事事物物，和惨烈的“抗战”，留点痕迹。在这部六十万言长河著作，唐德刚率先提到“慰安妇”历史，后来“慰安妇”问题趋热，日本人也注意到了此书的材料。这是大时代的写照，中国人的故事；既是纪实小说，也是口述历史。
中国前途在中国人（节选）
文/唐德刚
从比较史学的观点来说，我个人总认为中国人和中国历史的发展，在世界历史的范畴之内是有其“通性”的。这也就是说，世界上虽种族各异、立国有别，但在历史的发展上是具有若干共同规律的。可是我们这个占有世界人口四分之一的庞大民族，由于种种因素的影响，其发展过程，当然也自有其与众不同的“特性”。因此我们这部中华民族史的形成，便是在这“通性”与“特性”交互影响之下发展起来的。
再者，在这些发展程序中，其制度更迭之轨迹，以及潮流变易之渠道，更受有“必然因素”与“偶然因素”之干扰。“必然”的发展且往往为“偶然”事件所截堵；而“偶然”的发生，也往往引出“必然”的后果。这种“通性”“特性”、“必然”“偶然”交互影响所造出的史例，在三千年历史上是数不胜数的，其错综复杂的关系，也不是任何形式逻辑上的公式可以概括得了的。
1948 年 8 月，唐德刚搭乘戈登将军号轮船赴美求学
因此，笼统地说起来，当今西方最具影响力的两位历史哲学家马克思和汤因比，都过分注重人类历史发展上的“通性”和“必然性”，而过分忽略有同样重要性的“特性”与“偶然性”。以致中国历史所提供的无数史例，却成为今日历史哲学上这两大宗派的“盲点”。
近三百年来的西方汉学家，的确对研究中国历史提出了许多新观点，足使中国历史学幡然改观。这一点，我们是绝对要汗颜接受的。但如触及中国历史的本质，我们读破“通鉴”、“四史”、“九通”的中国教书匠也大可不必自卑。古人说：“不读三通，何以为通人？”漫说马克思、汤因比，扁担长的一字，也不认得几个，就是当今最有成就的汉学大师，又有几个能算得上是“通人”呢？不做“通人”，搞点小考据无伤，要搞“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汉学，那就力有不逮了。
所以马、汤二公，要以他们的公式，什么“对立统一”，什么“挑战反应”，加诸西方历史，则小子何敢言？若要加诸中国历史，他们就得先读读“三通”再说了。因为深入可以浅出，浅入而求深出就要出毛病了。这是客观条件使然，无关二公之为大思想家、大学者也。
但是中华民族史上究竟有哪些“通性”、哪些“特性”呢？大体说来，如马克思学派所强调的“五段论”（原始公社、奴隶社会、封建制、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在中国历史上都只能找到一点蛛丝马迹（只有封建制是例外）。
再说说汤因比的另一公式挑战和反应吧。我们教历史的，在传统中华民族史上，也找不出太多来自自然界，或来自外族的、有生死攸关（所谓“亡社稷”）的“挑战”。黄河百害、夷狄凶残，但是它们都不能把汉民族搞成古埃及、古巴比伦或古印度的德拉威来加以毁灭。
1990 年，唐德刚与张学良讨论文稿
古汉民族，今日已扩展成中华民族了，自始至终就不是个纯种的民族。和今日英文里的Americans一样，所谓汉人、唐人、大汉子、小汉子、汉儿、胡儿……都是具有相对性的政治和文化的词汇。“古汉人”较诸“今日美国人”，只是前者比后者要早出两千多年的民族“大熔炉”罢了。汉人的祖先遍布东亚，甚至中亚、西亚、南亚，也包括石器时代的台湾居民。他的文化幅员之大、活动范围之广，在比较史学上，只有西方的印欧语系民族差可与之相比。
但是这个以高加索种为主体的印欧语系民族群，和以蒙古种为主体的汉语民族群的历史发展，却有彼此绝对相反的程序：前者是四处流窜，愈分愈细，语言文化本是同源，却远而愈杂，终于形成当今欧洲斯拉夫、条顿、希腊等无数支派，在西南亚亦有印度、伊朗之别。他们各据专区，各宗其祖，各信其教，各立其国，彼此之间排他性极强，挑战反应的现象也极其明显，这也就是汤老教授学说的主旨所在吧。
反观后者呢？我汉民族的发展却正好相反。我们守住黄河中游的祖宅，四向翻滚，愈滚愈大。滚到后来，干脆来他个书同文、车同轨、行同伦，“罢黜百家，独崇儒术”。大家既同之后，再干脆拜个把子，你我都做起了“炎黄子孙”。中华民族终于占据了世界总人口的四分之一，真是欹欤盛哉！
我们如果要把东西这两大民族群的分合发展来个图解，则印欧语系的民族群的关系，实是一个诸圈交错的图案，而汉语民族群的关系则是众圆同心。
诸圈交错，在文化上就发生了“挑战、反应”的竞争，政治上也就一分不合，而致小邦林立。意大利在统一之前，一只小皮靴上就有十余小邦，倾轧无已时，斯拉夫、日耳曼亦无不如此。
众圆同心，在政治上虽亦有“合久必分”的现象，在文化上则始终只有伸缩的问题或发射和吸收的问题。国力兴盛，则文化远播；国力衰微，对外来文明就门户开放，广纳蛮夷。管你什么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祆教，管你什么科学、民主、共产主义、法西斯主义，我们都可诚恳接受，食而化之。这种传统中国文明的“容忍精神”，我们搞比较史学的，翻遍世界史籍，可以说只此一家、别无分店了。
唐德刚在“海外胡适研究现状”报告会
任何外来文物制度，一经传入中国，便如百川汇海，为海水所溶解，就不会再孤立地存在了。目前西方汉学泰斗费正清先生，每以华人“排外”为批评对象。其实费氏所见者，“扶清灭洋”、“打倒列强”表面现象而已，其实若从文化的挑战和反应的通盘程序来说，则中国文明，宽厚多矣。真正的“排外”，真正的“文化斥拒”和真正的“种族歧视”，恐怕“雅利安文明”要十倍于我孔孟之教也。
以上所述，着重点还是东西两大主体文明的通性和特性的两方面，讲的只是些抽象的原理原则，未触及对我们有切身痛痒的现世界的实际问题。谈实际问题就要引经据典了，不是三言两语可以说得清楚的。今再略从具体问题方面，补充数语以就教于群贤。且从基本制度说起，让我斗胆把中国“传统文明”和“现代文明”概括为十六个字：传统文明者，“宗法社会，农业经济”交配之产儿也。现代文明者，其基础则为“全民政治，工业经济”也。
所谓“现代化运动”者，便是从“宗法社会，农业经济”转入“全民政治，工业经济”之发展程序也。这一转变的本身是现代中国的万变之源，其他的文物制度、革命、变法，都是附从主流与之俱来的。
“宗法社会，农业经济”不是什么“好”制度，但它也未必是什么“坏”制度，它只是一种“可行的制度”而已，并且一行两千年。所以我们检讨它，应该从具体的“比较史学”入手，不应只注重抽象的“价值论”。
从比较史学上看，在人类历史上的“前摩登时代”，还没有哪一种流行的制度比我们的宗法社会、农业经济行之更“好”呢。被文艺复兴时贤诅咒为“大黑暗时代”的中古欧洲，比得上我们唐宋元明的成就吗？相反的，当他们印欧兄弟正为“大黑暗”所苦时，我们的文物制度，却正在大放光明呢！
再者，纵使从价值观念来看，目前这个人欲横流、道德沦亡的“现代西方”，就远不如“中古欧洲”的生活朴素纯真呢。我的恩师、中古史权威的奥斯汀·晏文斯教授，就以“现代”不如“中古”而说教终生。其实，欧洲的中古又哪能和中国的中古相提并论呢？笔者本人亦曾向纽约市立大学“中古学部”诸士女说过无数次，说得他们心服口服。
所以五四时代的过激派和目前的忧殇派学人，都只因愤激于时务，乃把中国传统全部否定。其实年纪大了，心平气和地把中西传统比较分析一番，对全盘西化的看法会有所改变的。
可是不论在“价值”上变好变坏，历史是不能“立正”的，且一定要向前走，从现在走向将来；从前八字“宗法社会，农业经济”，走向后八字“全民政治，工业经济”—这是个有世界性的历史规律，它也决定了中国将来的方向。事实上我们中国人向这方向迈进，迂回曲折，也已走了一百四十余年了。只是以我们“亚细亚社会”的老底子，走起来逆水行舟，没有他们西欧北美的毛子运用他们“欧罗巴社会”的老底子顺流而下那样通顺就是了。
总之，在这方面我们最后必能找出一个长治久安的制度，以“全民政治，工业经济”，为中国将来千百年的历史，铺出一条大路来，而这个机运已近在目前。西哲有言曰：“制度者，智慧与机运之产儿也。”
近代史学大家唐德刚作品集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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