戏怎么能够大于天呢？与陈佩斯先生商榷

更新时间：2025-08-06 12:43  浏览量：1

近日，陈佩斯先生自导自演的喜剧电影《戏台》，确实颇为搞笑，也颇具张力，但贯穿全剧灵魂的那句“戏大于天”，却如戏台上猛然敲响的堂鼓，震得人耳膜嗡嗡。佩斯先生德高望重，此言既出，自有千钧分量。然细品之下，这“天字第一号”宣言，倒让我们想起戏台上那些个气冲霄汉却架不住一根手指的纸扎大旗——庄严是庄严，可风一吹就倒了。

佩斯先生“戏大于天”的“戏”，所指乃京戏。然而京剧这顶“天”，其来历却颇值得玩味。它绝非盘古开天辟地时就有的“混沌之音”，实乃清朝中后期徽班进京后，为伺候满清贵族的耳朵，把徽调、汉调、秦腔、昆曲等地方风味一锅炖出来的“皇家定制菜”。

说到京剧“登天”的关键推手，翘楚头功者当属老佛爷慈禧太后。老佛爷治国理政的本事姑且按下不表，对京剧的痴迷与“懂行”却是实打实的。电影《戏台》里那句“为老佛爷唱过戏”的荣耀台词，正是这层关系的绝妙注脚。

然而，佩斯先生说“戏文改不得”，却让人非常纳闷，戏文怎么就改不得了呀？纵是在“为老佛爷唱过戏”的顶级包装那里，也是睁着眼睛说瞎话嘛。

老佛爷改过的戏文还少吗？老佛爷这位“首席票友”不仅爱听，更爱动手改戏，都是出了名的。比如，戊戌变法失败后，为恶心光绪帝，老佛爷就亲自操刀《天雷报》，增补大量雷劈不孝子的情节。主演谭鑫培先生，这位被尊为“伶界大王”的老生泰斗，揣摩到了上意，演得格外卖力。

对了，这里要交待一声的是，谭老板的艺术造诣登峰造极，他是大烟枪的忠实拥趸也是业内尽知的。他不抽足大烟，连床都下不得。老佛爷要听戏？行，先得让谭老板过足了瘾才能上台。这“戏大于天”的架子，纵是要顶级名伶那里，也多少显出荒诞底色哦。

旧时梨园子弟的境遇，更是与“天”字相去十万八千里。彼时戏子不过王公贵族、军阀政客、豪绅地主掌中玩物，既要唱念做打，更得陪坐陪玩陪笑。身份低贱到何种地步？见了妓院里的姑娘，竟需屈膝尊一声“姑姑”！说书先生、说相声的尚能凭一张嘴几分清高，而戏子，连这点体面都难企及。此情此景，“戏大于天”更像一句辛酸的梦呓——连自己都深陷泥淖，这“戏”又如何擎天？

京剧本身也绝非不容置疑的“天条”。它算不得“老祖宗的东西”，真要追根溯源，徽剧、汉剧、黄梅戏、昆曲才更担得起这名号。京剧骨子里是民间传奇的大杂烩，情节多依循市井趣味，严谨难觅，高雅更是无从谈起。它从诞生起就是不断缝合、不断改动的产物。所谓“祖宗成法不可变”？慈禧改戏、谭鑫培改戏，早已破了这金身了哦。也不知道佩斯先生是视而不见，还是根本就没有见过。但不管是哪一种情况，都撑不起“戏大于天”嘛。

京剧史上，确实有一位真正“通天彻地”的人物，用毕生实践戳破了“戏大于天”的虚妄——他大刀阔斧改戏，更在民族危亡之际，毅然将戏搁置一旁。他，就是梅兰芳先生。

梅先生出身“堂子”，在梨园行当里也算底层中的底层。少年时饱尝辛酸屈辱，与《霸王别姬》里程蝶衣的遭遇相仿。成名后，他最厌听人唤他“梅郎”，这轻佻称呼里藏着旧时代对伶人的全部轻贱。

梅先生最了不起的功业之一，便是点石成金，将一出格调低下的“粉戏”《贵妃醉酒》，化腐朽为神奇。原剧充满杨玉环与高力士、裴力士的猥亵调情，以醉态和淫靡为噱头。梅兰芳深恶此等低俗，竟为它修改剧本达37稿！他剔除污秽，保留贵妃醉后怀春、顾影自怜的幽怨神韵；创新设计“海岛冰轮”独舞、卧鱼、衔杯、醉步等13个身段动作。经此脱胎换骨，《贵妃醉酒》方从下九流的泥潭跃升为展现宫廷女性压抑内心的经典。若无梅先生这番“胆大妄为”的改动，何来此剧今日之地位？梅先生在《舞台生活四十年》中坦言心得时深有感触地说过这样的话：一要“时变戏变”，去芜存菁；二要演员下苦功；三需“集体编制”，广纳良言。梅先生一生修改演出的传统戏多达三十余出，正是这股子“敢破敢立”的劲头，让艺术在螺旋中上升。

梅先生最令人高山仰止的壮举，是在抗战烽火中蓄须明志。面对日寇威逼利诱，他宁可典当度日，也绝不上台。民族危亡之际，戏算什么？此等气节，与电影《霸王别姬》中那个沉迷艺术、不惜为“懂戏”的日本军官青木献唱的程蝶衣，形成云泥之别。程蝶衣那句“青木是懂戏的”的苍白辩解，在梅兰芳的巍峨身影前，显得何其渺小与魔怔！

梅先生的朋友齐如山看得真切：“出身低又有什么关系？他人品特别好，当时北洋政府那些政客高官，没有一个比梅兰芳高尚，没有一个比梅兰芳干净。”正因饱尝旧社会对艺人的践踏，梅兰芳对新中国的感激发自肺腑。他真诚地说：“我的观众圈子扩大了几十倍，以前只有王公贵族军阀资本家听我的戏，现在全中国的工人农民都在听我的戏。”他奔走于工厂、农村、矿山、前线，为劳动者歌唱。五十年代访日时，面对反动传单嘲讽他“又给日本人唱戏”，他凛然回应：“当年我蓄须明志，是不给日本法西斯军阀表演，现在我代表国家访问日本，是为日本人民演出。”飞机过台北上空，他严肃对同行姜妙香说：“下面是台北，如被迫降，我们得决心殉了！这样才对得起共产党！对得起毛主席！”在梅先生的生命天平上，戏从来不是最重的砝码，家国大义与人民情怀才是真正的“天”。

在朝鲜战场，曾有动人一幕：梅先生与老舍散步于营地，忽闻战士拉二胡唱戏。

梅先生上前问：“爱听戏吗？我给大家唱两嗓子。”

于是，硝烟暂歇的黄昏，一代宗师素面清唱。战士们初不识眼前人，待老舍道出“这是梅兰芳同志”时，惊愕顷刻化成了崇敬的暖流。

这一刻，没有华美戏服，没有“天”的架子，只有艺术与人民最朴素的拥抱——戏台之下，生命本身的光芒，早已穿透了所有舞台的华彩。

如果真有什么“戏大于天”，在我们看来，唱响革命理想主义和英雄主义，激发克敌制胜的磅礴伟力的戏，才能沾点边。也不知佩斯先生对此有何讲究没？

佩斯先生，我们敬重您对艺术的赤诚。然而“戏大于天”这杆大旗，纵有千般华美，终究难承其重。

京剧的根，应该扎在变革的土壤里；艺人的尊严，应该系于时代的进步与人格的挺立；而艺术真正的价值，终将在服务人民、呼应道义的长河中显现。

梅兰芳先生以生命轨迹昭示：戏可以崇高，可以伟大，但它永远大不过民族气节，大不过人间正道，大不过台下万千黎民注视的目光。

当艺术的冠冕试图僭越苍穹，莫忘梅兰芳先生在朝鲜战场那清越的嗓音——那声音告诉我们：在人民面前，在道义面前，戏，从来就不该、也不能“大于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