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所知道的梅孟往事（翁思再）

更新时间：2025-08-03 00:43  浏览量：1

一般认为，梅兰芳既然是人中豪杰，世间精英，那么喜欢他、追逐他的人多，即在常情常理之中;而且梅兰芳是人而不是神，岂能不食人间烟火?因此，对于梅兰芳和孟小冬的关系，人们容易以上述角度，来理解这场“婚外情”或“没有结果的婚姻”。不过，实际上事情没那么简单。

在谣言和传闻的背后

梅兰芳同孟小冬住在北京东城内务府街的一条胡同里。在此之前，梅兰芳和福芝芳拍过一张照片，画面上是一个坐椅面，一个坐椅背，均侧面对着镜头。梅孟同居后，照此样式也拍了一张。这是一种隐喻，表示梅兰芳有心，让孟小冬在梅家享有同福芝芳一样的地位，这就给了孟小冬极大的安慰。当然，孟小冬从此就用这样的尺度，来衡量梅兰芳对自己的感情和态度，此是后话。

他俩同居得到了王明华的支持。这位梅大奶奶重病住在天津，自知将不久于人世，见梅孟二人合得来，便把“兼祧两房”的希望寄托在孟小冬身上(作者按:此时为1926年秋冬之际。王明华殁于1928年)。于是梅兰芳就在无量大人胡同梅家本宅，和孟小冬所住的内务府街之间，交替来往，过起了上海人所谓“两头大”(作者按:指两位夫人并列，不分大小)的生活。

坐落在内务府街小巷里的梅孟爱巢，起先不为外人所知。为了安全起见，孟小冬很少抛头露面，当然也就停止了登台演出。如此蛰伏一个时期，却不见张宗昌有什么动静，这是什么原因呢?原来根据策划者的计划，由余叔岩去跟张宗昌斡旋过了。张宗昌捧余叔岩，后者是“大帅府”常客，常在一起打牌。这个土匪司令妻妾众多，听余叔岩说孟小冬“名花有主”，而又是归于梅兰芳，便息事宁人了。梅孟张宴宣布同居是在1926年秋冬之际，而在1927年初，张宗昌调离北京，被张作霖派到南方会合孙传芳同北伐军打仗，此事便进一步平息。张宗昌后来在蒋介石、冯玉祥的联合进攻下，节节败退，所部被白崇禧收编，再也没能回北京;而且没过几年就在济南遇刺，一命呜呼了。孟小冬躲过一劫，又同梅兰芳度过了一段甜蜜的日子。我听长辈讲，1928年的一场义务戏，在杨小楼大轴《大登殿》里，由梅兰芳饰王宝钏、尚小云饰代战公主，那天梅兰芳形容明显消瘦，嗓力也捉襟见肘，对此大家惊呼是否“梅”要被“尚”压倒了?各种谣言由此而出。好事者将此与孟小冬挂起钩来，说这个“来历不明”的人是来害梅兰芳的。其实这与孟小冬毫无关系，更无关乎其家世和来历。

不过这里有必要补上一笔关于孟小冬并非孟家血统的说法。

孟小冬本姓董，原住汉口董家巷，后来迁到硚口满春茶园附近。她父母为满春茶园的流动演员包伙食以为生计，育有五个女儿，没有男孩儿。1912年，孟七率子孟鸿芳、孟鸿寿、孟鸿荣、孟鸿群、孟鸿茂，即孟家班一干人等，从上海一路巡演到汉口，演出地点在满春茶园，吃饭包给董家，演员则分别住进附近各民宅。当时孟鸿群是单身，就住在董家，相处得很好。董家的五个女孩儿中，最小的叫若兰，聪明俊俏，非常讨人喜欢。孟鸿群经常带她到后台去玩儿，谁知这四五岁的女孩对皮黄一下子就入迷了。孟鸿群擅长老生，有空就随意教她几句，又谁知若兰耳音好，学得快，更可贵的是嗓音很正，因此孟鸿群益发喜欢这孩子，及至三月演期一过，要转码头了，便对这个孩子依依不舍。董家穷困，五个女孩儿本来就养不起，于是父母就让若兰认了干爹，听凭孟鸿群把她带回上海了。

董若兰到了孟家班，大家都称她“小董”。她向舅父仇月祥磕头学艺始于1916年，三年后登台，首次跑码头到无锡演出时，年方十二，当时广告登她的名字是“筱冬”，即“小董”的谐音。孟家班自然要冠以孟姓，这就是“孟小冬”的来历。

这个传说，同后来沈寂和张古愚先生文章的说法倒是一致的。这两篇文章于上世纪90年代分别发表在《上海戏剧》和台湾《申报》上。作家沈寂先生在文章里披露，上世纪50年代初，他到香港杜公馆访问孟小冬:

我提起孟氏的名伶世家，不知道她是出于对我的信任，还是另有原因，竟然告诉我有关她自己的一段身世秘史(或许已不是秘密，而我却是第一次听到，估计很多人并不知道)。她目光黯然，神色苦涩。“我非孟氏所生……”只说一句就停口。我当然很是惊愣，也不便多问。然而这句话对我始终是个谜。

曾经主编《半月戏剧》《戏剧旬刊》的张古愚先生也说，1922年，孟小冬回到阔别十年的汉口，献艺于湖北路怡园，在此期间曾到硚口董家住宅寻找亲生父母，谁知已然物是人非。

孟小冬还对朋友说过她不是山东人，而是北京人。1950年代孙养农写了《谈余叔岩》，孟小冬作序落款署名为“宛平孟小冬”。这是否也在表明她同孟家班的来历不同?

就此，我曾专门去问了孟小冬的侄子、著名花脸演员孟俊泉。他说，并没有从前辈口中听到这样的说法。孟小冬在京时，住在东四三条的一所四合院，把母亲即孟鸿群的夫人张氏，以及其他亲戚从上海接来同住，幼小的孟俊泉当时也住在这里。当时是孟小冬养着全家，这是事实。至于孟家是否另有宛平原籍?孟小冬为何不落款自己山东籍?孟俊泉说他不知情。

其实小冬姓董姓孟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最初将此拿出来说事之人的动机，是想在“假”字上做文章。“假”的、“来历不明”的“下三滥”孟小冬，又怎能同福大奶奶满蒙贵族的前世相提并论呢?“捧福派”力图以此证明，孟小冬既然“来历不明”，就会动机不纯，是一个勾引、毒害梅兰芳的害人精。

“捧福派”中坚分子齐如山将自己的强烈不满，迁怒于“撮合”梅孟的“始作俑者”杨小楼和余叔岩。这一腔怨气，从他《谈四角》一文中对杨小楼和余叔岩的贬低和嘲讽之语里，可见端倪。此处不赘。电影《梅兰芳》里有一个以齐如山为生活原型的角色叫“邱如白”，影片中他站在梅孟之恋的对立面，确有事实依据。

东四九条命案

对于外界的纷纷传言，梅兰芳不为所动，只是孟小冬渐渐想唱戏了，梅兰芳却没有答应。在此杨、梅、余“三大贤”统领的时代，梅兰芳已经成为名旦之首(按:在1929年《顺天时报》票选“四大名旦”之前，早有梅兰芳、尚小云、朱琴心、程砚秋之“伶界四大金刚”。这是由于直系军阀首领曹锟通过贿选成为“大总统”后，帐下有四名重臣被称为“四大金刚”，社会上便以梅、尚、朱、程四位当红演员与他们齐名。后来著名记者和评论家沙大风认为称旦角为金刚不合适，于是他率先在报纸上改称四大名旦)。以梅兰芳的社会地位，更不能让夫人抛头露面了。对此，孟小冬虽然思想准备不足，然而新婚燕尔，甜蜜超越了遗憾。梅兰芳为了安抚孟小冬，找“余三哥”帮忙，余叔岩就派自己的得力助手鲍吉祥，定期到孟小冬住处去教戏。平时梅兰芳的琴师王少卿来调嗓，孟小冬也能在一起唱着玩儿。

如此一年以后，发生了一件意想不到的事。

1927年9月14日，无量大人胡同梅宅门外有一知识青年，自称是梅兰芳先生的朋友，特地到此求见。当时梅兰芳和冯幼伟等几个朋友正在吃午饭，梅兰芳觉得诧异，却还是请佣人把青年请进客厅。听佣人报此人名字后，梅兰芳觉得并不认识，想避而不见，而此人还是坚称是梅先生好友。梅兰芳正准备离席去看个究竟时，坐在旁边的琴师王少卿制止道:恐其有诈，我打头阵先去看看。他穿着长衫，特地戴上墨镜，来到客厅。那青年迎了上去，居然喊他“梅先生”，顿时把王少卿吓了一跳，原来这个自称“梅兰芳好友”的人根本不认得梅兰芳!而且此人言语恍惚，口气生硬。于是王少卿虚与周旋，抽身回到餐厅，告诉“来者不善”。梅兰芳马上从兜里掏出几十块钱，请当差将他打发，可是此人不在乎这点钱，执意不走，还是坚持要见梅兰芳。于是冯耿光就打电话向警察局报了案。这位中国银行总理手眼通天，一队警察很快就来此布网。

那青年在客厅等得不耐烦了，便到门口溜达，竟发现四面墙头屋顶有警察，意识到自己被包围，就向大门夺路而逃。就在此刻，门外突然走进一个人来。此人名叫张汉举，《大陆日报》经理，是“梅党”外围人士，此番是想来凑凑热闹的。狼狈逃窜者与张汉举当面撞上了，误把后者当作来抓他的警察，立刻从口袋里拔出一支手枪来对抗，于是手无寸铁的张汉举遂被手枪顶住，成为人质。冯耿光、梅兰芳等人一见张汉举罹难，迅速派人喊话，希望该青年不要开枪，有话好商量，说一个价钱吧。最后张汉举与之说定为五万元放人。

冯耿光迅速派人到银行把款子提出来，佣人把它扔到那青年近处。谁知青年一紧张，枪走火了!张汉举应声倒地。四周警察一看嫌犯杀人，立即砰砰砰一阵射击，将他就地正法。张汉举则医治无效而亡。这一说法，同袁世凯的女婿薛观澜后来的回忆基本一致。这段书面回忆，曾被江苏作家李伶伶转述如下:

是日君房(作者按:指袁世凯的三儿子袁克良)来到无量大人胡同，和我一见面，就很紧张地对我说:“这儿胡同口已经布满军警，我刚才遇见了军警督察处派来的人，他们说梅兰芳的家里出了事，我们一同出去看过明白再说。”于是，我和君房，速即走出大门口一看，只见梅家瓦檐上站着几个佩枪的军士，看来形势极其严重，胡同两头更布满军警与卡车，如临大敌一般。因此君房的神经格外紧张起来，他在街头大声喊道:“畹华是我们熟识的人，他有性命危险，等我赶快去拿一管枪，把他救出来。”我们知道君房为人是说做就做，并非徒托空言。大家便赶忙上前拦阻，君房才慢慢镇静下来。不久我们就听得枪声如连珠……

(见江苏文艺出版社《梅兰芳与孟小冬》)

然而，此事还有一个流传的版本。在第二天北京军警联合办事处的布告上是这么写的———

军警联合办事处布告

为布告事，本月十四日夜十二时，据报东四牌楼九条胡同冯耿光家，有盗匪闯入绑人勒赎情事，当即调派军警前往围捕，乃该匪先将被绑人张汉举用枪击伤，对于军警开枪拒捕，又击伤侦缉探兵一名。因将该匪当场格杀，枭首示众，由其身边搜出信件，始悉该犯名李志刚，合亟布告军民人等，一体周知。

此布。

中华民国十六年九月十五日司令王琦，旅长孙旭昌，总监陈兴亚

这个布告贴在罪犯枭首示众的现场，可是布告所言，同上述薛观澜的回忆相比，除了在事实上大同小异外，其时间、地点、人物居然大相径庭———时间:薛观澜说是午饭时分，布告却说“夜十二时”;地点:薛观澜说无量大人胡同梅宅，布告说是“东四九条冯宅”。至于人物，薛观澜文章说名叫“王维琛”，是京兆尹(相当于市长)王达的公子，而布告则说是“李志刚”。

此事颇为蹊跷。我以前常听前辈说“无量大人胡同事件”这个词，所闻故事也同薛观澜比较接近。薛观澜是亲眼所见，而布告是报纸所载，到底哪一个是事实呢?有一个理由使我比较相信薛观澜的说法:布告说“由其身边搜出信件，始悉该犯名李志刚”，而对其来历只字未提。薛观澜文章则对王维琛讲得很清楚:北京朝阳大学肄业，穿着浅灰色西装，文质彬彬，面色惨白，年约二十岁左右。由于薛观澜的回忆系在事后多年，应该是事实更清楚了。案犯“王维琛”乃是高官子弟，警方会不会为维护京兆尹王达的名声，玩一个李代桃僵的把戏?这是完全可能的。不过也有人猜测，这是两件完全不相干的事件，被混为一谈了。

这是京城轰动一时的社会新闻，各报趁机大做文章。官方有难言之隐，而越是说不清楚，就越有炒作空间，故事越编越离奇，一时间制造出许多谣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