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桂林丨梅兰芳与民国时期的慈善义演
更新时间：2025-07-20 16:51 浏览量：1
慈善义演是近代都市兴起的一种娱乐文化现象。近年来，有学人从文化传播媒介的视角，对中国近代慈善义演进行了广泛探讨，日渐成为一个令人瞩目的学术亮点。纵观这些成果，大抵为宏观与中观层面，或叙述探究某一时段慈善义演的出现及其演变，或探究某一地域慈善义演与都市空间、文化的关联，而微观层面的个案研究似不多见，慈善义演的参与主体亦尚未为学人重视。揆诸史实，自清末迄至民国年间，伶界在慈善义演的兴起与发展进程中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被誉为京剧“四大名旦”之一的梅兰芳，在其一生光彩照人的舞台艺术生涯中，就曾多次参与慈善义演活动，留下一段段梨园佳话。作为一代名伶，梅兰芳参与义演的懿行善举不仅在伶界有着表率模范作用，而且在社会各界也产生了广泛影响。缘此，以梅兰芳为民国年间慈善义演的典型个案研究，或可以微见著，进而管窥中国近代慈善义演发展演进过程中的若干面相。
一
梅兰芳出生于梨园世家，虽然天资不算出众，但自幼耳濡目染，与戏曲结缘颇有近水楼台之便，这为他童年从艺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光绪二十七年（1901），梅兰芳八岁时正式拜师学戏，经过数年勤苦练功，十岁即登台演出，从此他开始了五十余年的舞台艺术生涯。梅兰芳一生排演近百出京剧及昆曲剧目，以其精湛的演技成功地塑造了一个个经典的人物形象，形成独具特色的戏剧表演体系，即“梅派”。在舞台上下，他不仅有卓越的表演艺术，而且有高尚的道德风范、坚贞的爱国情操，可谓德艺双馨。在风雨如晦、多灾多难的民国社会，梅兰芳还常常以个人所长登台献艺，积极参与或发起举办慈善义演，为赈灾及其他公益事项筹款募捐，成为民国时期文化界一道亮丽的风景。
纵观梅兰芳的演艺人生，他积极参与或举办慈善义演，既有时代与社会的外部因素，也有其个人成长的家境因素。
先看外部社会环境因素。晚清以来，随着沿海商埠相继开辟，近代中国的城市化进程渐次启动，商贸经济的发展与城市空间的演变成为其最显著的特征。与之相应的是，社会文化的变迁与市民生活的嬗变。咸同年间，“许多地方小戏相继萌生和发展”，且“出现了由乡村向城市的流动”，尤以上海的戏剧业最具代表性，并涌现出大量消闲娱乐场所“茶园”，随后又发展为营业性的专门戏园。这些茶园、戏园不仅见于旧城厢，在租界内也多有设置。除上海外，在天津、广州、汉口等通商口岸城市，民间戏曲也呈现出繁荣发展的态势。而在帝都，京剧更是极为流行，颇受上流阶层的追捧，进而向全国流布。晚清民间戏曲的兴盛发展与流行，加之都市民众对休闲娱乐生活的需求，这成为慈善义演出现的前提条件，使之具备了相应的社会基础。
光绪初年，上海租界洋人义演募捐，助赈法国灾荒，此时适逢华北“丁戊奇荒”，这给报馆主笔以启发，乃刊文吁请：“使华人亦能效其所为，遇事照此办理，势必易于成就；“演戏之优伶果亦能如此用心、如此行事，实属大可有益于世”。不久，上海鹤鸣戏园率先响应，为山东灾区举行义演筹款。翌年，上海丹桂园、大观园、天仙园也举办了多场义演，时人称许此举“既畅游兴，藉助赈资，真一举而两得也”。缘此，有论者提出，在晚清义赈活动中最初出现的这种演戏助赈手法，“极有可能是对西方义演形式的一种效仿”；不过，也有论者认为，伶人义赈并非“舶来品”，而是伶界同人内部早有的互助互济传统。其时，上海各戏园每届腊月“打野鸡”已相沿成俗。前揭论说就提到，“因租界各戏馆，一至残冬，所有寄居租界之各处客民，均求各戏馆代演一宵，所得余赀尽归求演各人分用，名之曰‘打野鸡’，向来如此，今冬尤甚”。可见，梨园界这种旧俗也蕴含了近代慈善义演的某些因子，视为雏形或萌发状态，或许未尝不可。此外，乾嘉以降，每逢新春伊始，上海各商帮同业公所还轮流出资延请戏班唱年规戏，亦属慈善公益性质的演出。由此而言，多重因素的叠加，最终促成了近代慈善义演的出现。丁戊奇荒后，演戏助赈稍有沉寂，然到了清末上海、京津地区却日益兴盛起来。尤以光绪三十二年（1906）玉成班班主田际云排演义务戏《惠兴女士传》，筹款兴学，名动京津。谭鑫培、钱金福、黄润甫、汪桂芬、陈德霖、王瑶卿、朱素云、金秀山、路三宝、李寿山等众多名角纷纷登台献艺，襄成善举，社会影响很大。据报载称：“北京戏园二百余年，此乃感动之第一声也。”随后数年，以助学筹赈为目的的义务戏演出在京津地区蔚成风气。如，江皖水灾发生后，谭培鑫、汪桂芬等人应田际云之约，赴福寿堂演戏助赈，“共襄义举”。谭培鑫与王瑶卿、金秀山等名伶还受广益善会之邀，在李公祠演出五天六场，所得善款交户部银行汇往灾区。此际，梅兰芳尚处于少年学艺的阶段。光绪三十年（1904）他在广和楼初次登台，而后不断在各戏班串演小角色，直至三年后正式搭班“喜连成”参加演出。参演之余，梅兰芳还得到路三宝、陈德霖、钱金福、李寿山、王瑶卿等名角亲炙，在刀马旦、小生、花衫诸行当以及昆曲表演方面获益良多。同时，他有更多机会接触梨园界前辈，观摩其精彩演戏，甚或同台演出。这期间的学习观摩，不仅为梅兰芳日后的演技打下了坚实基础，而且对其人品艺德的形成也有重要影响。梨园前辈们的义演善举，在社会上赢得了广泛赞誉，这让刚刚登上菊坛的梅兰芳逐渐浸润在这股善风中，并以之为楷模，引领其日后积极投身于慈善义演中。
再来看看个人成长的家庭环境因素。梅兰芳出生于梨园世家，其祖父梅巧龄（字慧仙）为“同光十三绝”之一，工青衣、花旦戏，曾掌管四喜班多年。梅巧龄做班主时，十分体恤学徒，且“好施与，能急人之急，同业多蒙其惠”。一次，他闻悉吴菱仙家遭遇意外，随即送去一张银票，助其渡过难关。吴菱仙后为梅兰芳开蒙恩师。同治、光绪之交，清穆宗及皇后先后去世，接连两次“国丧”，各戏班被迫停演近7个月，经济损失甚大。梅巧龄为顾恤同业生计，并没有解散戏班或照常规只发半份薪水，而是按演出时待遇支给全薪，不让众人挨饿受冻。他如此善举义行，并非其财力殷实，而是竭尽所能，想方设法筹措，“一面用自己的积蓄来赔垫，一面向汇票庄借款”，苦撑困局。光绪七年（1881）又逢慈安太后国丧期，梅巧龄亦如此，倾己所有润及梨园同人。晚清名士李慈铭在日记里即载有此事：“孝贞国恤，班中百余人失业，皆待慧仙举火。”梅巧龄为人敦厚，极重情谊，不仅对同业如此，对友朋同样疏财仗义。晚清文人、戏迷之间广为传颂着梅巧龄“焚券”“赎当”等义举，并尊其为“义伶”。梅兰芳成长于这样一个乐善好施的家庭环境中，显然也受到良好家风的熏染与浸润。他幼年时常听祖母、姑母讲起祖父的义行善举，这让他深为感动，从小立志以祖辈为榜样，锐意进取，向上向善。及至晚年，他对祖父一生行侠仗义的作风依然记忆犹新。李伶伶：《梅兰芳全传》，第7页。可以说，祖父的为人行事在梅兰芳幼小的心灵种下善根，家风家训的熏陶对他后来一生从艺做人有着深远的影响。时人称：“今兰芳能世其家，巧玲［龄］好善之报也。”因而，他在民国初年稍长成人后就积极参与戏班戏园的慈善义演，可谓善根结善果，诚为水到渠成之事。
此外，梅兰芳与张謇的交往，对他从事慈善义演也有一定影响。张謇是中国近代著名的实业家、慈善家，清末民初在江苏南通地区构筑起一个规模宏大、设施较全面的慈善公益事业体系。民国初年，梅兰芳即与张謇相识。1919年冬，张謇在南通建成伶工学校、更俗剧场、梅欧阁等公共文化设施，邀梅兰芳前往参访演出。梅兰芳在南通演戏及参观达十余天之久，与张謇又有诗文酬唱。期间，他耳闻目睹了张謇基于实业、教育与慈善三结合而苦心经营地方自治之实绩，对其捐资兴学、义卖书画筹措育婴善款等义行印象深刻，对其博施济众的慈善公益精神甚为敬佩，颇有感触。而后，随着个人声誉渐隆，梅兰芳参与慈善义演也愈发积极与主动。由此来看，梅兰芳访谒张謇的南通之行，对他后来在各地开展慈善义演不无影响。
二
梅兰芳从八岁开始学戏，经过近十年的勤学苦练，以及不断搭班演戏与观摩看戏，演技日臻成熟，至民国初年，他已在京城戏曲界崭露头角，名声鹊起。1913年，梅兰芳与王凤卿首次赴沪演出，一炮打响，红遍上海滩，这成为梅兰芳舞台艺术生涯上一个重要的转折点。数年后，梅兰芳很快成为民国时期享誉海内外的京剧名旦、梨园宗师。期间，梅兰芳既参加堂会、戏园的营业性演出，也积极参加公益性的义务戏演出。可以说，慈善义演成为民国时期梅兰芳戏曲演出生涯中不可忽视的一部分。通过梳理梅兰芳的演艺生涯，可将他参与慈善义演活动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从1912年参与正乐育化会义务戏至1919年赴日本演出前后，这是梅兰芳慈善义演的初始期。辛亥革命后，京剧名角田际云、余玉琴等人发起成立正乐育化会，以推动戏曲改良与人才培养，由谭鑫培任会长，梅兰芳也应邀入会。正乐育化会成立后，附设有育化小学，招收业内子弟入学。1912年秋，正乐育化会为附设育化小学筹款，邀请各戏班在大栅栏广德楼演义务戏，梅兰芳即与谭鑫培、杨小楼等京剧名角同台献艺，演出《樊江关》。据现有资料来看，这可能是梅兰芳平生第一次参与慈善义演。不久，正乐育化会发起募捐义演，梅兰芳再次与谭鑫培联袂参演。翌年，他又应邀演出由余振庭发起在广德楼举办的义务戏。此后数年，梅兰芳在接演营业戏的同时，陆续参演了各种义务戏，频繁演出让他有更多的舞台实践机会。与此同时，他在传统戏、昆曲、古装新戏、时装新戏等几种类型剧目多元发展，逐渐显山露水，为人所注目。至1919年4月应邀赴日本演出前夕，梅兰芳在演技上既有传承又不断创新，渐臻于炉火纯青之境，这奠定了他在中国京剧发展史上的地位。及至他赴日演戏大获成功，引起轰动，名扬海外，梅兰芳遂成为中外共瞻的京剧表演艺术家。由此说来，1919年不仅是梅兰芳个人艺术生涯中一个关键的转折点，而且也可视为其慈善义演的一个分水岭。换言之，在民国戏曲界的义务戏演出中，梅兰芳从此开始由配角参与转向主角担纲；他参演的剧目渐渐成为整个慈善义演活动中的压轴大戏，不单是义演戏码的亮点，同时也是最吸引观众的卖点。
1915年，日本向袁世凯政府提出旨在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消息披露后，中国社会各界一片哗然，群情激愤，朝野上下纷纷以各种途径进行中日交涉。北京伶界平时虽征歌逐舞，不问政治，然此时也知亡国之恨。据报载，“北京伶界梅兰芳于中日交涉发表后，即大有感动”，一方面他积极响应国民捐，“日前中央公园开会时，当场即取洋蚨百圆交于交通银行，掣取收条为凭”；另一方面即与路三宝商议，“纠合北京伶人名角全体，各出其平生最擅长之戏，在第一舞台演唱一二夜义务戏”，“而票价则不妨稍昂，俾得集就巨款，即将全数纳为救国储金”。对此义务戏，梅兰芳等人颇为热心，锐意进行，他还向正乐育化会提议讨论，获得多数赞成，而“救国储金团愿担认当日前后台一切零星经费，所得戏价即以正乐育化会名义存贮银行”。梅兰芳作为民初北京梨园界一位崭露头角的名伶，积极发起慈善义演，在社会引起强烈反响，这不仅为伶界在社会上改变旧形象、塑造新形象作了有益的尝试，也为梅兰芳从义演舞台的边缘走向中心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契机。此后，梅兰芳在排演新的营业戏时，陆续参与了一些赈灾义演。
1918年12月，梅兰芳与王凤卿“因鉴南善堂嫠妇米款供给不足，遂即来津演唱，以资提倡”，并约集全班助兴，在大舞台义演三天。1919年冬，梅兰芳访日归来后，应张謇之邀赴南通演出期间，也有些公益性的演艺。
第二阶段是从1920年梅兰芳发起成立崇林社至1939年初在香港为难童义演，此为梅兰芳进行慈善义演的高峰期。20世纪二三十年代，梅兰芳被报界、票友评为“四大名旦”之首，“国剧宗师”“梨园泰斗”等誉称也不胫而走。梅兰芳已成为京（平）津沪等都市戏迷们热衷追捧的名角，一些铁杆票友对他的演艺评头品足，欣赏有加，形成了所谓的“梅党”。这一时期，梅兰芳作为京剧舞台上最具影响力和市场号召力的名角儿，其演出相当叫座，无疑是发起或应邀参加慈善义演的最佳人选。其间，梅兰芳几乎每年都要参与数场甚至十余场慈善义演。囿于文献资料零散，目前已无法对梅兰芳这一阶段参演慈善义演活动的次数进行精确的统计，然据相关报刊载录，初步估计也不下百次，这足以概观其大致情形。下面将择其重要者即社会影响较大的义演，诸如1920年华北旱灾赈灾义演、1926年济贫义务戏、1928—1929年豫陕甘诸省旱灾赈灾义演、1931年和1935年江淮水灾赈济义演等，胪述其概况。
1920年夏秋之际，华北五省遭遇数十年来罕见的旱灾，京津各界人士纷纷筹设赈灾团体，筹募赈款。9月，华北救济会在中央公园举办游园助赈，梅兰芳亦积极响应，一面购票入园助兴，一面发起赈灾义务戏，捐助善款。月底，他致电虞洽卿称，“此次赈灾义务戏，共收戏资捐款一万零八百余元”，其中个人认捐一万元，及义务演剧当场捐助者又收八百余元，“其毅力热心可见一斑矣”。由于此次华北旱灾严重，梅兰芳还多次应邀参加义演。据他后来公开发布的一份启事称：“鄙人历年对于演唱义务戏无不尽力，即此次北直旱灾，鄙人首先发起在新明戏院演唱两天，所得现款一万有余元完全助赈，其后台杂费由鄙人完全担任；……其第二次为伶界全体发起义务助赈，在第一舞台演唱两天；第三次为江宇澄将军发起，约请伶界助赈，亦在第一舞台演唱两天；……第五次国际赈灾会在北京饭店举行游艺，公使馆团来约，鄙人又演唱两出。历次并未领取分文。”梅兰芳三番五次、不辞辛劳地参演义务戏，诚不负热心慈善之盛誉，灾民亦蒙其惠泽。
1926年冬，上海绅商王一亭、徐乾麟等人“鉴于沪地贫民众多，益以今年米粮奇昂，际此隆冬岁暮，生计维艰，亟须救济”，经与梅兰芳商允，定于夏历十一月底在大新舞台义务演剧三夜场，筹措善款，并由上海总商会、上海县商会、闸北慈善团、淞沪残废乞丐游民教养院等各团体董事担任销售戏劵，“所得券资，悉数办理善举”。此次演剧募捐之举，梅兰芳还特刊启事，表示“随喜功德，善与人同”，“勉尽义务，登台献艺”，入场券分为20元、10元、5元三种，并随券送南洋兄弟烟草公司以其名为商标的特制上品香烟。
1928—1929年，豫陕甘等北方诸省连年亢旱。上海绅商发起成立豫陕甘赈款常务委员会，积极为灾区筹募善款。1929年初，梅兰芳应允于1月19—21日接连三天演戏助赈，所得赈款由该会开会议决分配，其中“陕四成，甘三成半，豫二成半”，这在一定程度上纾解了灾区黎民的悲惨处境。此时，冯少山等人正发起筹设上海平民医院，募集基金款项，梅兰芳又应请表演义务剧，商定于1月26日在法租界共舞台演出，戏码有全本《甘露寺》《美人计》等。戏讯一经公布，“沪上人士对于认购此次剧券，颇形踊跃”，除各军政长官暨各机关团体预订外，“其余商学各界亦无不争先购认”。另有消息称，“日来发售剧券，格外顺利，闻百元包厢售出有数十间之多”，仅余数间，而“五元券、三元券亦售出不少”。所得券资，悉充该医院经费，当日共舞台方面开销则由黄金荣捐助。为扩大影响，募集更多善款，《申报》连日进行宣传报道，不断渲染梅氏的演技，以烘衬机会难得，营造踊跃募捐氛围，谓：“据闻梅君此次北上，颇有息影之念，是以诸君至共舞台观剧，不啻观梅君之末次纪念剧。”
在中国近代史上，1931年是一个颇不平静亦不平凡的年份，内忧外患并至。豫陕等省旱魃灾伤尚未抚平，这年夏秋，长江、淮河又发生全流域的特大洪涝，灾区广及湘鄂豫赣皖苏浙诸省。正当举国上下进行水灾救济之际，“九一八事变”爆发，日本挑起了局部侵华战争。天灾人祸，旋踵而至，南京国民政府左支右绌，内外交困，于是，民间社会力量在很大程度上担负起国内灾荒救济的重任。平津沪等地慈善组织纷纷发起多种形式的募捐活动，义演便是其中最为常见的筹赈方式。1931年初，梅兰芳在上海大舞台演出其拿手好戏《虹霓关》《法门寺》《霸王别姬》，所得善款全部用以赈济河南、江西两省灾民。《梅兰芳为河南江西振灾演剧》，《申报》1931年1月18日，第16版“本埠新闻”。9月，梅兰芳又在北平、天津等地演唱义务戏，天津市府为此还成立义务戏委员会从事筹备事宜。
“九一八事变”后，北平局势日趋紧张，梅兰芳遂于1932年迁居上海。年底，马连良亦到沪，适以漕泾医院筹款，乃由黄金荣出面敦请梅、马联袂开演义务戏，二人“以义举为重”，遂定于12月30、31日在天蟾舞台登场演出。此次义演刚刚结束，1933年1月1日至6日，由史量才、黄金荣、虞洽卿等人发起的上海筹募豫皖鄂灾区临时义赈会、上海东北难民救济会及上海各慈善团体，又商恳梅兰芳、马连良继续在天蟾舞台演剧，“蝉联六夕，售资悉充救济全国天灾人祸各区难民”。梅兰芳演出的戏码有《法门寺》《贵妃醉酒》《红线盗盒》《刺虎》《虹霓关》《霸王别姬》《苏三起解》《金山寺》，皆为其名剧，颇受观众欢迎。
1934年，全国各地灾害频仍，梅兰芳在京沪等地接二连三地进行慈善义演。2月中下旬，先是在南京励志社演剧三天，“为黄灾筹赈会募款赈灾”，随即赴沪“演义务戏二日，表演昆曲”。因豫省黄灾尤为惨重，及至6月下旬，梅兰芳又应邀赴开封演剧筹赈，社会反响强烈。同年，“旱灾流行，尤以鄂省为剧”，湖北旅沪同乡会通过上海闻人杜月笙、黄金荣商请梅兰芳演唱义务戏，以资筹款，获允赞助，“使湖北三百余万灾民共享来苏之庆，亦待哺灾民之福音也”。其实，这年梅兰芳义演的重头戏还在后面。12月，上海筹募各省旱灾义赈会以本年各省旱灾奇重，灾民为数甚众，无衣无食，情殊可悯，除向各方积极筹募外，并由该会筹募组主任杜月笙氏商请梅兰芳等艺员，先于中旬在荣记大舞台演剧三晚，券价分四种，1—10元不等，“藉集巨额振款，以资救济”。缘此，筹募人还广刊启事，函请各界人士推销剧券，莅临参观，“于正当娱乐之中惠普遍救济之意，一举两得，功德无量”。稍后，18日至22日，梅兰芳再次应邀与沪上名票友同台演出赈灾，其表演的夜戏戏码为《宇宙锋》《霸王别姬》《金山寺》《贩马记》《四郎探母》等。筹赈方亦大做广告，广为宣传，“踊跃购票，从早定座，既饱眼福且能救灾，诚一举两得，何乐而不为也”。
1935年初，为救济受灾难民及流浪儿童起见，江浙旱灾义赈会及中华慈幼协会乃议定会同举行大募捐，特由孔祥熙、许建屏、张静江等二十余人发起举行助赈游艺大会，并择定于2月14日开始在天蟾舞台演出，“连续举行四夜，由蜚声中外之艺人梅兰芳氏连同其他著名国内票友艺员表演空前绝艺，即以所得之款，移作办理赈务与救济孤苦儿童之用，可谓寓慈善于娱乐之中矣”。“票价除特别座、花楼、月楼外，计分十元、五元、二元数种”，并在三星舞台、金城银行、慈幼协会等处销售戏票。为激起观众购票看戏的欲望，报章对梅兰芳及诸票友情况进行简要介绍，“此番诸名家联合表演，鱼龙漫衍，定多王孙喝彩之声”。并向外界透露，梅兰芳将赴莫斯科献艺，归来后有辍演之说，此次义演实为沪上人士珍贵难得之机会，万勿失之交臂。由此，各界人士纷纷前往购票订座，颇为踊跃。
1935年江淮地区发生大水灾，沪上各慈善团体纷纷开展各种筹赈行动，诸如水灾游艺会、演剧助赈等。而在本年赈灾义演中，梅兰芳急公好义，尤为热心。如报章所载：“梅兰芳博士平生对于慈善事业夙具热忱，历年各省灾振，无不乐于赞助。日前由欧载誉旋沪，闻其提前返国原因，专为本年各省水灾惨重，拟为灾民尽其义务，在沪作较长期间之演剧筹振。梅氏以前所演筹赈之剧，至多三日或五日。此次抱极大牺牲，决心从事长期表演助振，一俟筹备完竣，即行登台。”在上海筹备义演的过程中，9月，梅兰芳又应邀赴南京、杭州等地演剧助赈。他在南京答记者问时说，归国途中获知国内水灾惨事，抵沪后即拟演剧助赈，“本京亦有壮举，自当尽力参加，俾多得一文钱，使灾民多得一分实惠。望各方共襄盛举。”后与首都赈灾募捐会商定，9月11日至16日再赴南京义演六天。19日，梅兰芳又应上海慈善界之邀在黄金大戏院演剧助赈。刚结束，他又接受杭州筹赈会之请，22日赴杭进行慈善义演。“梅兰芳此次在杭义务演剧七天，共收票价约二万八千元。除各项开支费用约需八千元，可净余二万元，即以六成振灾，四成拨助杭乞丐收容所经费。”可见，此次杭州义演颇为成功。
而本年的赈灾大戏还在后头。上海筹募各省水灾义赈会经过一段时间紧张筹备，多方接洽，至9月底已基本确定演出阵容，被邀和主动参演的名伶名票有数十人，并决定从10月2日起在黄金大戏院开演，“演期先定一月，以所得券资悉数助振”，“票价分三元、二元、一元、五角四种，昨已由筹募组加盖钤印，即行开始发售，购者极形踊跃”。由于筹募组筹措得当，提前预告演出戏码，并通过新闻媒介进行广泛宣传，收效颇佳，各方捐赈情形甚为踊跃。“所演各剧极为精彩……本埠绅商各界早将座位预定，致八时后已无隙地，车水马龙，极尽一时之盛。梅氏此次自欧返国后，本拟暂作休养，嗣鉴于各地灾情特重，急待振济，故乃力疾登台。其急公好义之热忱，真乃难得。”又言：“梅兰芳连日登台以来，黄金戏院门前之热闹，已打破空前纪录。每日八时开场，五时即告客满，甚有自愿鹄立观看者。其卖座力之佳，为海上从未所见。据该院负责者谈，本院自改演平剧以来，其卖座成绩历来亦未有如此之盛”；“梅兰芳氏登台演剧助振，连日均告满座。梅氏之号召力固足惊人，而各界人士咸抱己饥己溺之心，亦足钦佩”。此次赈灾义演，恰逢梅兰芳由海外载誉归来，本拟在风尘仆仆后暂时休养，但因各地灾情深重，亟需请赈劝募，他即以事关救济灾黎，毅然应允登台，担纲演出，并得各绅商名票合作，“真乃群英集会，各尽所长，连日以来，无不座满”。不久，义演档期适逢双十节，筹备组于10日、11日夜戏排定更为出色的节目，“连日售座，成绩特佳”，“观者尤众”；为吸引更多观众，12、13日又“特将花楼、月楼等票价略为减低，以资普及”。至10月下旬，梅兰芳义演方告结束，可谓对于演剧助赈不遗余力。不久，梅兰芳刊出的鸣谢启事，似可为此次江淮水灾义演作小结：“兰芳今夏欧陆归航，得闻国内水灾綦重，辄愿勉竭微忱，演剧助赈。适承各省水灾义赈会见约，俾得于京杭沪各地义务表演，前后共三十四日。既荷各界长德赐予掖助，复承京沪名公参加串演，在诸君子热心义举，使兰芳私愿粗偿，忝附光尘，殊逾望外。”而义演募款情形在《申报》上亦有刊布，公之于众。
抗战全面爆发后，梅兰芳于1938年初离沪，避居香港，从此深居简出，息影舞台近8年。这期间，他仅在1939年3月为中国战时儿童保育会募捐筹款，救助抚育难童登台演剧一场。及至太平洋战争爆发，香港沦陷，梅兰芳遂蓄须明志，返沪后依然坚辞不出。梅兰芳在抗战期间辍演罢舞，彰显其威武不屈、贫贱不移的民族气节。
第三阶段是从1945年秋梅兰芳重返舞台至1949年春留沪迎接解放，此可视为其慈善义演的复归期。抗战胜利后不久，梅兰芳在上海兰心大戏院演唱昆曲，正式复出登台表演。翌年，他重组戏班承华社，紧锣密鼓地筹划京剧商业演出。而历经多年战火后，大半个中国饱受侵华日军的践踏与蹂躏，亟需抚平战争创伤，开展复员救济活动。稍后，国共内战爆发，战火迅速蔓延，加之各地自然灾害频发，饥荒连绵，国统区危机四伏，通货膨胀，物价飞涨。在这种情形下，梅兰芳成为各方延揽、邀约慈善义演的主角，一如既往地参与了赈灾、兴学诸种名目的义演。
1946年1月，中国国民外交协会上海分会联合中华妇女互助会等四公团，为筹募救济抗战殉国海员家属基金，特假皇后大戏院举行义演，敦请梅兰芳暨京沪名角登场。梅氏慨然应允于14日、15日两夜场演出《游园惊梦》《奇双会》。这是抗战胜利后梅兰芳重登舞台后第一次进行慈善义演，值得记上一笔。1月28日、29日，上海市伶界联合会及北平梨园公会为平沪同业筹募慈善经费，特请平沪剧界同仁在天蟾舞台举行义演，其中梅兰芳参演大轴戏《龙凤呈祥》。义演票价分为八等，最高等为荣誉券法币2万元。此时已近旧历年关，这次义演颇似传统的“窝窝头会”，专为救济贫苦同业的。及至春夏之交，湖南发生大饥荒，沈从文等旅滇湖南同乡为赈济桑梓联名致电梅兰芳，“请其赴昆一行，主持义演”，并设荣誉券每张10万元，普通券每张1万元。梅兰芳亦不辜众望，欣然赴昆义演，成千上万灾黎得以受惠。
1946年初，因国统区物价飞涨，上海、杭州等市教师工资也入不敷出，生活陷入困境，怠教、罢教风潮迭起。为平息风波，4月中旬，国民党当局发起尊师运动，拟筹募20亿元巨款救济教师。梅兰芳闻悉后，“拟即日邀集上海戏剧界领袖，商讨公演办法及地点，券资所得，捐送尊师运动委员会，以表尊师之意”。后与该会干事接洽，梅兰芳与周信芳等人商议定于5月17、18日先后在大舞台、天蟾舞台义演两场。同年10月31日，上海市文化运动委员会筹募中正文化奖学金，特邀全沪名伶在天蟾舞台举行平剧会演，梅兰芳亦应邀参演压轴戏，“票价自四千元至五万元，另设荣誉座一百位，每券十万元”。
东北光复后，宋美龄、莫德惠等人在重庆发起东北救济会。沪上募捐事项则由杜月笙等人任分队长，后商定自1946年6月11日起举行赈灾义演三天，邀请梅兰芳、程砚秋、马连良等同台演出，梅参演的剧目有《五花洞》《王宝钏》，“集名伶名票于一堂，同在一场戏中演出，为近十年所难遇难求之好戏，一般戏迷闻讯，纷纷购票订座”，“预计义演收入，当可达一亿以上”，所得善资悉充救济经费。7月，苏北难民救济协会上海市筹募委员会邀请名伶名票义演，原定十日，后因天气炎热，梅兰芳体力尚未痊愈，出演五日后暂停，“前五日之演出售票收入约一万万二千万元左右，悉数由天蟾舞台直接汇解代收银行”。同年6月初，宋庆龄主办的中国福利基金委员会，鉴于湖北及各省灾情严重，特假座中国大戏院义演京剧六天，由程砚秋、马连良、梅兰芳三人各演两天，最后两日夜场由梅兰芳担纲，其中大轴戏是《霸王别姬》，“为抗战胜利后梅博士第一次露演之拿手杰作”。此外，梅兰芳还曾赴南京参加赈灾义演。
1947年是民国后期梅兰芳参加慈善义演最为频繁的一年。从1月中旬开始，梅兰芳就奔波忙碌于各方主办的义演活动，几乎席不暇暖。举其要者，诸如为张自忠将军纪念基金、劳工教育基金、中国回教清贫子弟教育基金以及难童救济、两广水灾赈济等多项义举筹募善款。1月中旬，上海各界名流发起纪念张自忠上将，“特请梅兰芳、程砚秋等在中国大戏院义演，筹募基金会，建设自忠图书馆，以资永久纪念”。3月22日，梅兰芳又应难民难童收容所之邀请，为筹建校舍工基捐募经费，假座大光明戏院举行义演，“券分五万、十万两种，收入不除任何开支，悉数捐赠该校建筑之用，至一切必要开支及租院等费，则由顾乾麟捐助”。此次演出大获成功，“承梅兰芳博士各艺员各票友热忱参加义演，并蒙各界踊跃认购戏券”，主办方特登报鸣谢。5月，孔祥熙为征募青年会劳工教育基金举行茶会，青年会劳工部决定试办木工、皮工、铁工各种技术训练班，梅兰芳作为艺界领袖应邀参会，亦应允义演，服务社会，定期于5月29日，“假座天蟾舞台联合义演一场，全部收入不除开支悉数拨充基金”。售票预定目标为14亿元法币，至26日各界已认购1亿元，情形颇踊跃。
1947年9月举行的杜寿义演“集全国名伶名票于一堂”，盛况空前，轰动全沪，梅兰芳即列名受邀之首，而如此强大演出阵容也使得义演募捐成效甚为可观。这年适逢杜月笙花甲大寿，上海各界组织委员会筹备庆祝，原拟邀集全国名伶名票举行堂会祝寿，后“以本年两广苏川等省水灾惨重，哀鸿遍野”，遂临时开会决定，改祝寿堂会为慈善义演，“自九月三日起假中国大戏院举行救济水灾平剧义演五天，共演六场，票价分五十万元、三十万元、二十五万元、二十万元、三万元等五种，所有收入悉数充作救济水灾之用”。在这次杜寿义演中，梅兰芳于9月3日、4日两夜场登台献艺，分别表演《龙凤呈祥》《打渔杀家》。此善举刚落幕，梅兰芳又以其“伶界大王”的地位及影响，主动发起了一场慈善义演。报载：“轰动全沪之杜寿义演，至今日为止，梅兰芳博士决乘南北名伶荟萃之际，特邀同诸大名角，发起南北伶界联合会福利金及助学金义演两天（八日、九日），地点仍在中国大戏院，剧目已定全本《探母》为大轴，其他戏码亦非常精彩。”
1948年，国民党统治已趋崩溃边缘，军政时局动荡，经济萧条，民众生活困苦。梅兰芳在演出营业戏的同时，依然慨允各方的邀请，参与慈善义演。为扶助公益，接济同业，他还数次首倡或发起慈善义演。1948年2月2日，此时已近旧历岁末年关，梅兰芳等在沪发起义演，筹款2亿元法币，以襄助北平梨园界济贫。5月23、24日，梅兰芳又在天蟾舞台为上海伶界联合会和北平国剧公会义演两天，所得戏资全部用于接济沪、平两地同行。事后，梅兰芳致信北平的萧长华称，此次义演“上座也好”，平沪两会每会应得296896万元，“此款已于前日由新华银行汇平，暂存曹经理处”，并加升水74224万元，共计371112万元，另有娱乐捐16亿余元尚未经财政局批准免捐，获准领回后亦汇寄北平。“升水”是指货币市场中远期汇率高于即期汇率。此后，局势骤变，经济不景气，梅兰芳参与义演活动也渐趋结束。
三
通过梳理梅兰芳在民国时期主要慈善义演活动，不难看出这些义演筹募善款的目的与用途，大致可分为爱国救亡、赈灾济贫、助医兴学等几种情形。
一是爱国救亡义演。中国近代慈善义演发轫于晚清，时人多称“义务戏”，它在某种意义上而言可视为民族危亡时局下的产物，故而也寓含爱国情怀、民族精神。如前所述，1915年中日“二十一条”交涉时，梅兰芳就首倡北京伶界名角在第一舞台演唱义务戏，各出平生最擅长之戏，“俾得集就巨款，即将全数纳为救国储金”。梅兰芳的爱国风骨，于此可见一斑。1929年“中东路事件”爆发，中苏军事冲突达五月之久。10月，天津市妇女协会发起东北将士慰劳队，梅兰芳乃应约赴津演唱义务戏，“所得票资，除开支外，尽作慰劳东北将士之用”。
20世纪30—40年代，随着日本帝国主义蓄谋发动与不断扩大侵华战争，民族危机日趋尖锐，一些具有爱国意识、民族主义的梨园艺人亦发起义演救国，借此筹款捐助前方将士，或赈恤殉国官兵与难胞。梅兰芳除排演《抗金兵》《生死恨》等新戏，宣传抗日救亡，还积极发起或应邀参与爱国救亡义演义捐。1932年淞沪抗战期间，梅兰芳闻悉上海伤兵医费匮缺，“至为怀轸”，即与承华社同人及北平开明戏院商议，于3月中旬演剧三天，“前后台均尽义务，所有收入，除贫寒角色、场面照例酌为开销外，所余三千零零五元，扫数汇交上海银行公会，并指明作为伤兵医药费”。他还致函报馆称，“但愿前线诸君得以裹创歌凯，则兰芳等涓埃之助，虽至微末，亦于心稍安”。1933年长城抗战爆发，梅兰芳偕程砚秋等人又应允于7月底赴南京演义务戏三天，“门券收入完全捐振河北战区难民”。此次义演主要救济遭遇日军侵略的难胞，亦具有爱国性质。全面抗战期间，梅兰芳囿于个人处境与特殊时局，虽不再登台献艺，而是蓄须明志，这依然可见其大义凛然的爱国风骨、赤子情怀。
二是赈灾济贫义演。民国时期，全国各地灾荒连绵。义演作为一种新兴的募捐形式，日益为筹募善款的救灾慈善团体所重视。而能否邀约到名角参演，往往是义演成败之关键。梅兰芳自民初上海公演大获成功后，名声鹊起，自然是各慈善团体及筹赈组织筹备义演邀请的要角儿、台柱子。梅兰芳亦常以慈善为怀，仁义为重，慨然允诺，欣然乐从，倾力而为，赞襄义举。除了前述为1920年华北旱灾、1931年和1935年江淮水灾等参演的赈灾义演外，其他各地水旱之灾的义务戏，如有邀约，他也无不尽心尽力。如，1922年浙江发生“壬戌水灾”，全省灾情极为惨重。灾后，华洋义赈会、上海马路联合会共商赈灾事宜，于1923年初发起浙灾游艺大会，梅兰芳亦应允在北京筹捐2万元。1926年，梅兰芳又应青岛、济南等地赈务机构之请，演剧助赈，筹捐数万元。1928—1929年，豫陕甘等北方诸省连年亢旱。上海绅商发起成立豫陕甘赈款常务委员会，梅兰芳亦应允于1929年1月中下旬连演三天京剧助赈，所得赈款即分“陕四成，甘三成半，豫二成半”，有助于灾区黎民纾困解难。1930年辽西水灾，张学良夫人于凤至举办协赈剧戏筹备会，派人邀请北平各名伶赴沈阳演义务戏，梅兰芳亦慨然应允助赈。民国年间，梅兰芳参与诸如此类的赈灾义演甚多，若以不胜枚举来形容并不为过。前文所论，仅是其中一部分较典型或甚有影响的义演而已，兹不复述。
还特别值得一提的是，1923年梅兰芳发起的赈济日灾义演。1923年9月1日，日本发生关东大地震。得知灾情后，梅兰芳首先个人捐赠500元，继而筹办全国艺界助赈会。9月7日，他致函日本驻华公使芳泽谦吉：“此次贵国震灾损伤浩巨，噩电所传，闻者鼻酸，……辄欲效其棉［绵］薄，发起全国艺界国际助赈大会，克日邀集同人，先就北京倡办日本震灾助赈义务戏，同献薄艺，冀博巨金。土壤细统，小裨急赈，一俟款集，即当奉呈。”缘此，梅兰芳刊发启事，“召集在京名伶，拟演义务戏数日，筹款以恤日灾”。在他的邀约下，杨小楼、马连良、俞振庭、王瑶卿、王凤卿等数十人应允，于15、16日在第一舞台义演两夜场。演剧赈济日灾，也得到社会各界的响应，纷纷购券观剧。此次义演彰显出梅兰芳在中日文化交流中作为友好文化使者的独特作用。
至于济贫方面，梅兰芳亦甚有热忱，常常倾力赞襄，以资补助。前已述及，1918年冬，为天津南善堂筹募恤嫠经费，梅兰芳邀约艺员赴津助兴义演，“以襄善举”。类此济贫善举，尚有很多。如1926年3月，北京东长安街平安电影公司为救助内左一区界内贫民，邀请梅兰芳演剧筹措教养之费。梅氏“慨然欣诺”，于3月11日晚在该公司演出《太真外传》第三、四本。报章称，“如该伶所为，实可谓见义勇为者矣！”同年12月，他又应王一亭等沪绅邀请，在上海大新舞台演剧筹款，开展冬赈，接济贫民米粮。1947年9月，南北名伶荟萃一堂，由叶盛章首倡，梅兰芳允诺为平、沪两地贫苦同胞各演一场“窝头戏”。民国后期，北平梨园界岁末济贫，梅兰芳虽在上海，仍在沪筹款2亿元法币襄助。
三是助医兴学义演。医疗救助是近代慈善公益事业中的重要部分。对于一些贫困者而言，施医给药是至为迫切之需要。对此种义演，梅兰芳常以事关慈善救济，慷慨允诺襄助。前已提及，1929年1月沪绅为创设上海平民医院筹募基金，梅兰芳适从北平到沪，闻悉此事后亦颇为赞同，随即在法租界共舞台参演，并以他与王凤卿等合演的《甘露寺》为压轴大戏，后又增补从未在沪公演的《美人计》全本。戏讯公布后，观众认购此次剧券十分踊跃，既有各军政长官暨各机关，又有商学各界人士，百元的贵宾包厢与数元的普通座票都很抢手，剧券发售极为顺利。义演所得券资，全充医院经费。申报馆在报道中评说：“盖以梅伶表演义务剧，当必更有一番精彩也。”显然，梅兰芳成为梨园界最具票房号召力的角儿，为平民医院募集了更多善款。1932年，梅兰芳还为上海漕泾医院义演筹款。
在兴学方面，梅兰芳早年就曾为正乐育化会附属学校演义务戏。1946年初，上海市教育贷金委员会为扩大组织积极征募，梅兰芳慨然出演助捐。不久，他又应光华大学董事长翁文灏之请与程砚秋一起登台义演，为该校重建校舍筹募经费。1947年5月，吴国桢、潘公展等人发起为青年会征募劳工子弟教育基金，梅氏同样应允义演。同年9月，梅兰芳乘南北名伶荟萃上海之际，邀同诸大名角，发起南北伶界联合会福利金及助学金义演两天。后来，中国回教协会筹募清寒子弟教育基金在天蟾舞台举行义演，他也忝列其间。1948年5月，梅兰芳连续义演五天，其中“一天是为夏声戏校筹募基金，一天是为上海伶界联合会筹募养老金与助学金……另一天是教育局主办之某次义演”，可见其对教育之热心襄助。此类兴学助学义演，颇具代表性地体现出其善举义行的公益性、社会性。而剧资兴学，恰是清末京津地区慈善义演的发源。梅兰芳以义演募捐善款支持办学，为教育事业的发展贡献了力量，有助于培养社会有用之才。
综而论之，梅兰芳参与民国年间的慈善义演，不仅在中国文化史上值得书写下光彩耀人的一页，而且在中国慈善史上也可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梅兰芳的慈善义演活动，从某种意义上而言，可视为中国近代慈善义演兴起、繁盛与衰微全过程的一个缩影。他参与慈善义演的因由、阶段过程及其类型，无疑是透视近代慈善义演发展演变进程中一个非常有代表性的典型个案研究，也是一个不可多得的样本。慈善义演在民国年间已成为都市社会的一种文化现象。而有了梅兰芳参演，义演才够叫座，更具号召力，更为精彩，亦逐渐成为一种雅俗共赏的文化时尚。这从1920年天津筹办义务戏可窥知一二。当时天津议唱义务戏，谣传因梅兰芳不肯加入以致破坏善举。梅兰芳为此发表紧要启事辟谣。由此不难想见梅兰芳在民国慈善义演中的影响力。而梅兰芳参与慈善义演，一方面通过多次舞台演出实践，提高了表演技艺，另一方面亦改变了梨园子弟以往受歧视的卑贱形象，改善了个人及戏曲界职业群体的社会地位，扩大了社会影响。1926年《申报》增刊一篇评论就说：他是“艺术界的梅兰芳，不是戏剧界的梅兰芳；是人格上的梅兰芳，不是优伶界的梅兰芳；是历史上的梅兰芳，不是现时代的梅兰芳”。自然，这不单是就梅兰芳的艺术成就而言，也是从他乐于为善、参与义演的社会意义等方面而论。